论物权变动中的第三人保护

保护物权变动中第三人的利益,是物权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从有效保护物权变动中第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在比较分析了善意取得制度和客观善意主义保护制度基础之上,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本身具有很大弊端,然而客观善意主义建立在物权行为理论基础之上,把保护第三人的善意标准客观化,更加符合物权法理也利于司法实践。所以,笔者倡议我国物权立法应当采用以物权行为理论为基础的客观善意主义保护制度为原则,辅以善意取得制度为补充的立法体例,从而达到对第三人的有效保护。     

从善意取得制度中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谈物权行为的客观存在

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第三人因善意无过失而得到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是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的需要;而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不同理解,必然影响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制,本文通过进一步讨论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通过对物权行为理论的解析,使基于法律行为的善意取得成为可能。物权行为理论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合理解释,体现物权行为的客观存在。     

善意取得制度能否代替物权行为

物权行为和善意取得制度理论，就起作用来说都是为了保护实际交易过程中的安全，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本文通过对这两种制度进行比较．提出善意取得制度在实践中仍然有缺陷，从而得出善意取得制度无法完全替代物权行为。     

从“无处分权”角度谈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

由于对善意取得适用范围的不同理解,传统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大多已遭质疑,因从“出让人无处分权为处分行为”这一唯一尚为定论的要件入手,用处分权理论分析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问题,认为,不动产物权由于登记的公示效力,对善意第三人构成有权处分,不宜适用善意取得．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制度基本涵盖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所有功能,且更具操作性,因而特别规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实为立法之重复．     

论确认物权变动的理论模式的选择

通过追溯物权行为理论起源,梳理物权变动理论模式及应考虑的因素,得出的结论是应建立以物权无因性理论为基础,以公示公信制度为原则,以善意取得制度为补充的确认物权变动的理论模式。     

无“处分行为”,何来“善意取得”？——从“无处分权”角度谈留置权的善意取得

由于对善意取得适用范围的不同理解,传统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大多已遭质疑,因此本文从“出让人无处分权为处分行为”这一唯一尚未定论的要件入手,用处分行为和处分权理论分析不动产物权和留置权的善意取得问题,认为,不动产物权由于登记的公示效力,对善意第三人构成有权处分,而留置权本身则完全建立在负担行为的框架之上,因而均不宜适用善意取得。     

试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

在保护交易安全上,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已成为学者们争议的焦点之一。通过对“优越论”观点的冷静分析发现,这两者制度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有着不同的价值定位。在采取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固然可以与善意取得制度成为互补关系;但在我国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不管在形式合理性还是在实质合理性上,善意取得制度均比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更为合理。     

论区分原则背景下的善意取得——以我国物权法第106条为中心的考察

区分原则是我国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不仅有其自身的理论和实务意义,对于理解、把握我国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也至关重要。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规则与合同法第51条实际上并无实际联系,这是由以区分原则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民法财产法的结构体系所决定的,也是由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分所决定的。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是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区分,它所适用的情形为无处分权的物权行为。无处分权的物权行为无效,但善意取得情形除外。善意取得作为对无处分权的物权行为无效机制的补充,形成了自身较为完善的体系。     

试论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是德国法学的独特创造。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出现适应了德国普通法时期的现实需要,为了继续保留住物权行为无因性的适用空间,无因性开始了相对化,绝对的无因性被打破,使得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之间有了一定的联系。在现在的德国,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与善意取得制度同时在立法中规定,但是这两项不同的制度就同一项交易指向不同性质的法律行为,使得无因性在德国的法制环境中有了生存的空间。物权行为无因性在我国则没有适用的余地,因为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我国奉行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排除了物权行为的适用,善意取得与公示公信制度完全可以保护交易安全。     

试论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是德国法学的独特创造。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出现适应了德国普通法时期的现实需要,为了继续保留住物权行为无因性的适用空间,无因性开始了相对化,绝对的无因性被打破,使得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之间有了一定的联系。在现在的德国,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与善意取得制度同时在立法中规定,但是这两项不同的制度就同一项交易指向不同性质的法律行为,使得无因性在德国的法制环境中有了生存的空间。物权行为无因性在我国则没有适用的余地,因为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我国奉行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排除了物权行为的适用,善意取得与公示公信制度完全可以保护交易安全。     

善意取得制度研究

善意取得制度对从事交易的善意第三人来说是权利保护,对原财产所有人或经营人的物上追及权来说则是限制。我国民事立法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范不够系统、严密,只有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的零散规定,并未涉及动产质权的善意取得,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相对较少。本文着重从要件构成方面详细阐述了动产所有权的善意取得和动产质权的善意取得。     

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当代角色——以犯罪概念的流变为进路

社会危害性在不同类型的犯罪概念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迥异的功能,这是正确认识、检讨现行社会危害性理论必须全部审视的因素。在形式的犯罪概念下,社会危害性虽然没有名义上的法律地位,但无论在刑法理论上还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都发挥着解释犯罪的功能：在实质的犯罪概念下,社会危害性充当维护社会秩序的角色,因无节制地膨胀而上升为认定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的高度;在当代混合的犯罪概念视野下,社会危害性理性回归到人权保障的角色,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个案矫正的功能。     

刑法保障人权机能之辨析

针对刑法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通过对人权属性,保障人权的含义和刑法的价值取向等问题的探讨,将刑法保障人权的对象界定于无辜的一般人和犯罪人,并得出刑法保障人权不仅是应然的向往,还是实然的需要的结论,进而探讨了连接刑法和保障人权的要素。     

校外教育的本质是儿童本真的释放——儿童文化视野下校外教育的价值追求

目前校外教育开展中儿童文化的缺失主要表现在成人对儿童行为的干涉、对儿童权利的忽视、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以及不良社会风气的污染。儿童文化应是自由而无拘无束、纯真而无邪质朴、乐观而信心十足、自主而积极主动的文化。儿童文化视野下校外教育的价值追求应该为了儿童的自由与超越、和谐与发展,策略为关注儿童的需要,关注儿童自身的文化本质,给儿童自由活动的时间与空间。     

从征地与拆迁看公权与私权如何协调

征地与拆迁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表面上看是一个城建纠纷问题，实质上它牵涉到的是公权和私权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协调必须至少具备两个基本要件：一是社会公共利益真正成为衡量征地和拆迁合法的标准：二是行政救济程序对征地权与拆迁权行使的监督以及对受侵害方的保护。     

关于工龄折扣的权利属性研究

在房改过程中,依照有关法律政策规定,公民个人享有购买公有住房的权利及享有多种优惠利益,工龄折扣为其中之一。而对已故配偶的工龄折扣所涉法律问题,看法不一。依照法律政策,购房人享有房改购房权、工龄折扣权、已故配偶工龄折扣权。房改房购买权决定所购房屋的归属;工龄折扣决定工龄利益的归属。     

试论高校仪器设备购置管理

各高校仪器设备程度不同地存在设备闲置、使用率低下及不配套现象，作为管理人员，应认真分析其原因．作为主管部门，应制定科学、合理的购置计划，建立精干的采购组织，把好质量验收关，使有限的经费得到合理的运用。     

融资制度的概念界定与功能分析

本尝试着给出融资制度的概念，并认为其可能由以下四个层次构成：为融资行为提供明晰产权、契约自由、公平竞争、权利与义务对等的顶层的宪法秩序层次的基本规则；在宪法秩序下约束融资这一特定行为模式和融资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界定融资交易条件的一系列具体的核心层的操作规则；人们处理熟悉环境中的融资问题时所遵循的有效行为准则；习惯与规则的基础——融资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对诸如融资制度、融资体制、融资机制等基本的相关相近的概念进行辨析，并对融资制度中国家的作用、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制度供给等方面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从筹资功能、降低交易成本、价格发现、流动性功能和风险转移功能等五个方面对融资制度的功能进行分析。     

高校集中采购的实践与探索

结合浙江师范大学成立集中采购机构，将全校物资实行集中采购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效，阐述了高校成立集中采购机构的必要性，并针对采购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高校集中采购的对策和建议。     

浅议我国的听证制度

实现程序正义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必经途径，听证程序作为实现程序正义的具体措施之一，为实现政府行为的公开，公正，透明，为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为政府尽快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有着不可或缺的重大现实意义，总结我国听证立法执法的实践，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听证制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