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先秦儒家诗论确定了以诗为史、以诗为教、以诗言志（情）三重功能指向,汉代偏重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和知识性价值,忽略个体情感价值和主体精神;魏晋诗歌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又多有变创发展,以诗为教的诗学功能得以弱化,代之以诗言志（情）的提升,并促进诗歌知识性价值与抒情性价值的融合。在创作领域也将《诗经》由政教经典作为文学范本加以借鉴吸收,使《诗经》比兴手法得到丰富和深入发展。     

抒情传统与儒家诗教的结合——王夫之《古诗评选》选诗评诗论

《古诗评选》是王夫之重要的诗学著作,选诗评诗,极具特色。在选诗方面,不仅诗人数量和诗歌数量众多,而且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状态,同时还收录了八位女诗人的诗作。《古诗评选》所选诗歌主要来自汉代及魏晋南北朝,这些诗歌承载了王夫之独特的诗学理想,其审美立场主要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和艺术特性同儒家诗教观的结合。     

传统诗学范畴的重要发展:从"兴"到"兴寄"

"兴"是《诗经》重要的艺术手法,也是传统诗歌"兴寄"艺术的渊源。"兴"由《诗经》的艺术手法发展为具有诗歌美学意义的"兴寄",这作为诗学范畴的一个重要发展值得深入分析。儒家解《诗》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儒家《诗》受春秋赋诗言志的影响,将"兴"发展为引譬连类的解诗之法,并进一步与"比"结合,从而确立了"比兴"的诗歌创作原则。儒家的"比兴"观要求诗歌有所寄托,促进了"兴寄"艺术的发展,在传统诗学范畴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删诗说辨惑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影响了我国经学、诗学、文学几千年。历代研究者很多,据过去的著录,单是宋代研究《诗经》的专著就是七百五十多卷,而清人的著作更在一千一百卷以上。由于秦火之后,周代《诗经》的原貌已不可知,汉代的齐、鲁、韩今文三家诗,除《韩诗外传》外,又早亡逸,今所传的仅有汉代古文《毛诗》。因之,关于《诗经》的许多问题,至今无法得出不可移易的结论,“孔子删诗说”,就争论不休。     

从栖迟山林到避世金马门——汉代隐逸诗的文化取向

《诗经》中以归隐为题材的作品虽然不多,但为后代这类题材的作品奠定了原型。到了汉代,隐逸诗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以多种多样的形态出现,成为汉代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是驳杂的,已不像《诗经》隐逸诗那样纯净,带有明显的时代的烙印。汉代隐逸诗有的沿袭《诗经》四言体,有的则采用长短不齐的句式,在诗体上有所突破。不过,从艺术成就方面衡量,汉代隐逸诗远远低于《诗经》同类作品,缺少那种深远的意境和一唱三叹的韵味。     

古代诗歌文体常识小辑

四言诗全篇每句四字或以四字句为主．是我国古代诗歌中最早形成的诗体。春秋以前的诗歌,如《诗经》,大都为四言。汉代以后格调稍变。《诗经》的四言诗,《楚辞》的骚体诗,汉乐府和魏晋的四言、五言诗。是唐代以前的三种诗歌样式。《诗经》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     

上古谏诤传统，献诗、采诗制度与诗歌讽谏论

下臣进谏、天子纳谏是西周时期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诗在这一制度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具体表现为献诗、采诗以讽谏王政,并在诗的编辑过程中,强调诗的讽谏功能,从而产生了《毛诗》首序以讽谏论诗的解诗方式。     

“雅”与儒家诗学之教化观念

"雅"是中国诗学审美范畴,其审美内涵在先秦文化的土壤里诞生,与儒家诗学之教化观念存在密切联系。"诗教"是儒家诗学理论的重要概念,指诗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能。儒家学者从《诗经》的性质、内容、社会功用等总结出的一套文学主张,诸如教化意义、讽谏作用等,在文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内化为"雅"文学之评判标准。"雅"之审美内涵具有鲜明的儒家伦理道德意识。     

"诗言志"诗学观的嬗变与定型——由早期儒家述《诗》说起

作为中国文学滥觞的《诗经》，在传统的儒家阐释中，形成了“诗言志”的诗学观。作为传统文．艺批评的主流话语，“诗言志”的诗学观过分强调《诗经》的社会功能，重政教；淡化《诗经》的文艺特质，忽视其审美的诗学观，这种诗学观在早期也经历了由嬗变到定型的过程。     

从诗言志和诗缘情解读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情

"诗言志"被誉为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先秦时期由儒家推崇的《诗》成为最权威的教材,并且"志"占据了主导地位。汉代以后,诗歌中的"情"在慢慢的增加,重在真情实感的流露,直到魏晋时期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的说法,中国诗学从一种功利功能向审美功能转化,其中"情"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根。     

汉代文人歌诗的文学特征

汉代上层文人歌诗的创作以王室成员为主,他们以楚地特有的声乐系统“楚声”来创作歌诗,形成其特有的悲情特征;平民文人歌诗创作,与上层文人歌诗的悲情主调相一致,然而它将《诗三百》单纯的、尚与诗章的特定场景和情感主题有所游离的“兴”,转化为与抒情主体的行为、心理感受相联的某种景观,从而使情感的抒发又有了一个特定的、感性化的空间.但汉代文人歌诗远不如民间歌诗兴盛,究其原因,不仅有其楚声音乐系统的先天不足,而且还与汉代重经、赋的经国方略有关,从而导致文人歌诗创作难以成为普遍行为.     

贾谊《诗》学寻踪

根据新近出土文献,分析了贾谊引用《诗经》与四家诗的异同,注意到贾谊说《诗》以“雅”,“颂”为主的事实,说明贾谊的《诗》学继承了春秋官学中“以诗为教”的传统。     

论王维诗歌对“诗骚”传统之接受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他抒写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诗奠定了唐诗史上大师的地位。历来对王维诗歌的研究多倾向于对其山水田园诗的阐释,文章从王维诗歌整体创作上探寻其对"诗骚"传统的接受,阐述王维诗歌创作"雅"出于《诗》,"丽"出于《骚》,即对"诗骚"传统的接受。     

沧州《诗经》文化资源及其实现

沧州地区自古就有传授、研究《诗经》的优良传统,尤其是西汉初四家诗之一的韩诗、毛诗的传授以及隋唐时期刘炫的《诗经》研究著作被收入孔颖达《毛诗正义》,分别形成了《诗经》研究史上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里程碑。先贤遗留下来的珍贵而丰厚的《诗经》文化遗产,值得今人传承延续、发扬光大,并以此为契机促进沧州地区的区域经济、文化事业、旅游事业的繁荣发展。     

关于《诗经·国风》的寓言诗学--现代阐释学视野中的《毛诗序》

宋代以降,关于<毛诗序>的存废之争不断.但<诗经>研究界在批评<毛诗序>遮蔽了<诗经>"本义"的同时,又以<诗经>"本义"遮障了重新发现<毛诗序>诗学价值的目光.从现代阐释学和寓言诗学的视域看来,<毛诗序>已经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关于<诗经*国风>的寓言诗学,并具备有效的寓言化阐释策略.但是<毛诗序>的寓言诗学仍然带有明显的形式上的粗糙.     

“前三史”引《诗》喻理考

引用《诗经》说明道理,是自先秦以来形成的传统,汉代人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发展和突破。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史传作品中保存的大量《诗经》章句的分析,我们可以考察两汉时期引用《诗经》的新特点,认识《诗经》对汉代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明代诗话中的《诗经》文学品评

明代诗话对《诗经》的文学品评,主要围绕四个话题展开:对《诗经》的产生历史进行文学性的探源;对《诗经》的审美意蕴进行多视角的揭示;对《诗经》的表现手法进行悉心细致的体味;阐述《诗经》对后世诗风诗情的智慧启迪。明代诗话对《诗经》的文学品评使得明代《诗经》的文学阐释更为精彩。     

从朱熹释《周南》和《召南》看其诗学思想的矛盾性

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也是宋代成就颇高的学者代表之一。他在著作《诗集传》中阐述了自己的经学思想,一方面他反对汉唐以来的将《诗经》作为宣传政治教化的“美刺诗”,要求从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诗经》,肯定《诗经》是抒情之作。但是作为理学家,朱熹诗经学的目的还是以诗来建构和宣传自己的理学,并且朱熹经学充满了矛盾,而这种矛盾在解读《二南》中最能体现。     

孟子《诗》说与齐诗的经学化——齐诗“匡扶邦家”的经学特征探源

汉代四家诗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这是汉《诗》经学特点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做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渊源何自,一向众说纷纭、难有定见。通过对齐诗的特征和孟子诗学观的比较会发现,齐诗的这一经学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这也意味着,在汉《诗》经学化过程中,孟子的作用不容小视。     

从《诗》之用到《诗》之法--论比兴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

比兴在先秦两汉经历了从《诗》之用到《诗》之法表现手法的变化。其变化过程是双线并行，主线突出的。这种变化带来了诗学思想的重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