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境界说之“真”思想探源

王国维《人间词话》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大高峰,其中提到的境界说对中西文论的思想都有很大的继承与发展。境界说之实质就是在求文学之真的审美特性,其精神核心就是真情。其中这一审美思想与中国古代的道家文化所追求的“自然”,以及古代文论中“文以载道”的思想,还有西方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园林文化看中西审美文化

中西审美文化是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中西哲学思想、美学思想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中西审美文化。中国审美文化是追求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美,讲求意境美的文化,西方审美文化则是追求主客二分,强调人工美,讲求形式美的文化。中西审美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势不可挡,只有把握中西审美文化的差异,才能在吸收借鉴外来审美文化资源和总结本土审美文化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本民族审美文化的创新,从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彰显审美文化的本土特色。以中西园林文化为基点,从中西哲学思想、美学思想的角度出发来探讨中西审美文化,在相互比照中寻求相互认知,重建中西审美文化的意识和观念,实现审美文化的多元化,从而开拓崭新的当代审美文化新局面。     

比较视域下17—18世纪的西方民主政治论与中国民本思想

以对人的本体性认识为基础建构政治思想理论，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论，主要表现为“民本”和“民主”的差异，这种差异源于不同文化体系的特质，并且在中西启蒙思想的近代性交汇中也没有消弭。“民本”和“民主”“权利”理论在中西方各自的文化源流中凝结出分属自己的形态，在比较的视域下对二者进行理论分梳，剖析其基本内涵及理论范式，可以得出，从思想源流上看是自然法理论与宗法文化观生成了不同的思想特性，在内在基本理路上则是西方体现为“权利”维度，中国体现为“关系”维度，同时差异之中还存在着重叠与联系，即民本思想中蕴含的民主性因子。经此比较探究，中西启蒙思想在近代性构建中的内在差别可见一斑，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连续性、包容性也得以充分体现。     

先行于西学踯躅于理学——郭篙焘“本末”思想评析

中西差异在郭篙焘的意义世界里并没有本质区别，他反复陈述的“本末”说的悖论在于：似乎抓住了西方富强之本，要取法西方政治制度，甚至要改革风俗人心，其实他不过是秉持湖湘经世文化中理学的精髓，对西方政教大本作出了一种传统东方式的道德化解释，认为西方也有可以媲美于中国的政教文明，这是其思想逻辑所在；“本末论”成为否定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的理论。郭篙焘没有越出儒学的思想樊篱。     

“启蒙”概念东渐之失及其方法论批判

中国“启蒙”概念自近代以来增添了西方文化内涵,而问题在于,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不自觉地将西方“启蒙”作了实用解读。通过对中西“启蒙”概念的语义分析,在比较视域下呈现中西“启蒙”概念的差异及其在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运用过程中走入的误区,强调当代中国应对传统文化中启蒙资源的向善内涵、当代启蒙主体的把握以及启蒙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上予以重视。     

王国维“境界说”与中西美学的会通

王国维诗学思想集中体现为“境界说” ,“境界说”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最高成就。其显著特点是具有二元论倾向 ,以西方近代先验美学为思想基础 ,结合中国古代诗学传统 ,是融合中西两大美学源流的产物 ,在这种融合中同时包含着两者之间的深刻差异。王国维的成功在于寻找到了这两种思潮的内在契合点 ,由此把西方美学引进中国古代诗学领域 ,从而带来了中国古典诗学思想的重大变革     

中国诗学“滋味”说审美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对文学的影响

文中阐述“滋味”说诗学审美理论萌芽于先秦,形成于南北朝。陆机、刘勰、钟嵘等人先后对“滋味”说诗学审美理论范畴的形成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晚唐的司空图突出地继承和发展了“滋味”说,创造性地提出了“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诗歌审美标准。文章对“滋味”说“韵味”说的内涵作了臆说,并分析了“滋味”说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理论家们对以“吟咏情性”为根本的“含蓄”和“意境”两个方面的理论建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唐代诗人以至文学大师曹雪芹的创作旨在追求一种蕴藉含蓄、韵味隽永的情趣美。     

中西诗学对照下的梁宗岱的诗论

梁宗岱的诗学思想是以中西古今的诗学理论为渊源,对其艺术养分吸收融汇并以自己的艺术审美期待对其改造,误读和重新阐释的结果。以作者——作品——读者为重心,从创作美学的角度,站在中西文化观念的高度,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传统诗学内涵,并在中西对比中反观、建构传统诗论的“现代化”和西方诗学理论的“中国化”,显示出向诗歌艺术本质探讨的现实努力。     

“诗言志”与“摹仿说”之比较

中国与西方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土壤,因而有着不同的文论观念。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诗言志＂,而西方从古希腊时起,就倡导＂摹仿说＂。这两种文论观在逻辑起点、理论内涵、形成原因以及对中西文学的影响上也有着巨大差异。     

“以言破言”与“能指优势”——论中西文学批评在语言意识上的一个差异

“以言破言”是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言说方式之一,其源于对不可言说之物表达的需要,体现了中国文学解决言意矛盾的一种策略和智慧。现代西方文论、尤其是文本批评,则强调文学言说具有“能指优势”的特点,突出了文学语言的形式特征。本文试图通过对“以言破言”和“能指优势”两种理论的比较,阐明中西文学批评在语言意识上的差异和形成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