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传教士“医学传播”的方式与影响

清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也将西方的医学传入中国,并利用“传医”获取国人的信任,方便其“传教”活动。同时这种“传教”活动,也促进了医疗事业的进展,并从沿海逐步深入到内地,给中国近代医学事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四个方面分析传教士在中国的“医学传播”活动,提出“传医”与“传教”的关系,及传教士在中国医学领域里所产生的影响。     

基督教新教早期在华“医药传教”剖析

面对近代中国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森严的文化壁垒,以马礼逊、郭士立、伯驾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早期来华传教士,在长期实践、探索过程中,逐步总结出一种以向当地居民提供义务性医疗服务为主要内容,以协助传教活动为最终目标的传教模式和理论,即"医药传教"。"医药传教"是基督教海外传教活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相结合的历史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对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以及近代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以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丕夫妇在华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高第丕夫妇作为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自1852年受差会委派来华后,在华活动近50年,且大部分传教生涯都在山东度过。他们悉心传教,同时从事世俗商业活动与编书工作。后因与差会意见不合,遂而脱离,于1893年自创＂泰安福音会＂。他们在与地方社会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逐渐改变传教方针以适应时局,另方面又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高氏夫妇的个案映射出近代来华传教士群体的复杂性,他们每每根据当地民众的反应而调整传教方略,从而使教会内部有＂异类杂音＂的存在。但归根结底,近代来华传教士开展活动仍本着＂中华归主＂的使命感,其所有活动最终仍旧为传教服务。     

论新教传教士和戊戌维新派的关系

新教传教士为传教而参与维新,戊戌维新派为挽救危亡而推动变法,两者之间交往密切,形同师生,共同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的浪潮.同时,新教传教士的弱点也影响到了戊戌维新派.     

向内陆之行的准备工作——16至18世纪西方传教士在澳门

自1552年天主教士首次入华失败到1583年成功在肇庆建立第一间天主教堂,传教士近30年未能入内地传教,在这期间,传教士以澳门为据点,转变传教策略．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而准备。最终。澳门成为天主教士向中国内地传教的跳板。基于此,本文分析了16至18世纪传教士在澳门向内陆之行的准备工作。     

近代英国圣公会在浙江的传教活动

英国圣公会于鸦片战争后派遣传教士来浙江传教,此后浙江便成为英国圣公会在华传教的发轫地区。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在浙江开展布道、学校教育、医疗等活动,其传教活动对浙江近代社会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检索史料入手,首次系统地对英国圣公会在浙江百年的传教活动进行梳理。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电化教育的兴起

西方传教士因传教之需要而将幻灯、电影等电化器材与知识技术引入中国,并经由书刊发布、集会演讲、学校应用等方式为中国人所认识和接收.在推动现代媒体技术与学校教育联结的过程中,促进我国传统教育手段的更新与现代化,使借助科技新成果而兴的电化教育开始在近代中国社会乃至学校中萌蘖、生发和成形,中国近代电化教育因是而兴.     

清末民初西方传教士在彝族地区活动的积极意义

清代末期,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西南彝族地区传教,这些传教士多是受西方殖民主义者派遣,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但也有部分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深入彝族群众内部,与彝族人民共同生活,学习彝族语言文字,了解彝族风俗习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在彝族地区创立学校、兴办教育,客观上对彝族社会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     

美国女传教士与福建近代公共空间的文化传播——以夏咏美、蒲星氏和安毓明为个案

近代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促进了当时在华传教士教师的专业化进程。到海外传教成为美国知识女性突破国内性别壁垒的职业选择,夏咏美、蒲星氏和安毓明在这一浪潮里先后入闽从事教育与慈善等公共事业。以三个地方性个案为例,解读女性志愿者在国家力量与专业知识支持下促使福建社会公共空间向当地女性开放的进程。     

传教士的角色紧张与中美文化交流

美国新教传教士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之初,为了克服中国社会的信仰阻力,乃援引了医疗、办学等手段以便广布福音。此时的传教活动,只是一个明显的借助手段,其真实的功用主要是为了吸引来自中国社会下层的信徒,后来传教事业的发展也证明这一手段的效用。但很有意味的是,这种传教手段与其传教事业本身的张力却也日渐凸显。对于传教士而言,其职业身份存在着某种角色上的紧张,在“职业传教士”与“文化传播者”之间日渐出现着明显的冲突,正是这种紧张与冲突逐渐导引着其传教手段与其宗教目的发生了背离,这种背离为中美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及其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以学术传教为先导,带来与中国传统迥异的新的学术和文化,影响和启发了明清启蒙思想家,开创了中西教育文化交流之先河。     

明末清初民间科学家薛凤祚数学观的探析

以《历学会通》为依据,探讨了薛凤祚的数学观。指出：明末清初,传教士传入的西学,使中国民间科学家薛凤祚认识到数学这一学科在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意义,形成了自己对数学的独特认识。薛凤祚＂无一事不本于数＂、＂明于求理＂和＂象数之学＂的数学观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薛凤祚的数学观对于清代数学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于当代数学发展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浅析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及影响(1610-1773)

明清之际法国耶稣会士的来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法国耶稣会士来华的动机、传教的概况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中叶以来,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澳门成为被葡萄牙长期占据的第一块殖民地。伴随殖民势力而来的西方传教士,经过澳门向中国内地传教,于是,以他们为媒介,具有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便首先在澳门发生并逐步扩展开去。中西文化交流给澳门和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引发了近代中国的一系列革命,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明清时期贵州僧人饮食文化特性及其成因探析

明清时期,贵州佛教呈现鼎盛之势,众多僧人于黔地传道布教。活动于贵州这片独特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僧人,其日常生活亦受此环境影响,具有独特而浓郁的地方色彩。明清时期贵州僧人的饮食即能清晰地反映出这一情况。试对此作一探究。     

明末清初中国天主徒的道教观探析

晚明天主教入华,传教士与中国儒释道以及民间信仰展开对话。天主教传教士为宣扬教义,采取"补儒易佛(道)"的策略,促使中国天主徒亦将道教视作对立面。中国天主徒出于宗教信仰,撰写护教著作,严厉抨击佛道二教,甚至较来华传教士的态度更为激烈。然而透过争斗的表象可以看出,天主教与道教最初的对话是传教所需,且有其积极的一面,即促进了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天主徒信仰和身份的认同。     

明末社会危机与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根本冲突

危机四伏的明末社会与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存在根本冲突，根源于耶稣会士所代表的西方宗主国和天主教利益与明帝国利益的根本对立，而不是根源于东西文化冲突，文化冲突仅仅是东西根本利益对立的表达方式。     

"洋译华述"的译书方式述论——以明末至晚清为中心

明末至晚清,“洋译华述”的译书方式,在西学东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经历了明末的肇始期、墨海书馆发展期、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的繁盛期。直至近代中国华人翻译人才的大量涌现才终结。在与华人的合作译介过程中,传教士不可避免地竭力渗透基督教思想。但是,大量西书的译介仍然有效地传播了西学,开阔了国人的视野。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对《易经》的译介及索隐派的汉学研究

《易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经书,引起了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关注,相应的译介著作相继出现。其中以法国传教士为主的索隐派以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为基础,提出儒学与天主教同源的观点,缓解了因“礼仪之争”而引起的清统治者与罗马教廷的紧张关系,并推动了欧洲汉学的发展。     

对中国七个博物馆（院）明清人物画考察报告

明清时期由于外籍传教士的大量来华,其中一些传教士较为熟悉绘画并成为宫廷中的画师并传授西方绘画的方法,使我国明清美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这些作品闲散存在我国各地的博物馆（院）中,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馆;天津博物馆;辽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广州博物馆以及补充浙江博物馆收藏具有代表性。对这些博物馆（院）收藏的明清人物画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为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