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渔洋诗话》看清人分辩“诗话”与“诗说”两种体例意识

“诗话”与“诗说”两种体例的界划，是一个异说纷纭、久缠不清的问题。本文通过清初诗坛盟主王士对于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及其写作诗话的实践，在较为严格的意义上归纳出诗话体例的几个要件，从而在中国古代诗学著作两种主要形式——诗话与诗说之间划出了界限。由于王士本人及《渔洋诗话》的权威地位，本文得出的结论也由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东“字及其引申义新考

“东”字本义自古至今有两种观点:一是许慎为代表的“日木说”,二是现代语言学家提出的“囊橐说”。本文考查文献,从中国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角度出发,认同《说文》中一说,并认为“东”字本义及其现代汉语中主要引申意义均和“日”有关。     

张载的辩证思想浅析

本文从“一物两体”的矛盾观、“动非自外”的内因论、“变著化渐”的形式说三个方面对张载的辩证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尤其是张载关于“两”、“一”范畴的理论和“动非自外”的内因说对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张载同其他的哲学家一样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应科学地界定张载在中国古代辩证思想史上的地位。     

从“五行说”的原始含义看“图腾崇拜”观念的沉淀延伸

“五行说”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产生一种令人敬畏和神秘的意向，被称为中国古代思辨理论和行为模式的理论，“是中国人的思想律”。“五行说”之所以有如此魅力，与五行说来源有极密切关系。关于“五行说”原始含义，论述众多，本文从母系氏族时期“鱼”的“图腾崇拜”观念沉淀延伸，着重分析“鱼”与“五”在音、形、义方面的历史渊源，探寻“五行说”的原始含义。     

“互文”与“对文”在训诂学上的应用

“互文”与“对文”是古文中常见的两种语言形式.正因为“互文”与“对文”在古代书面语言中的大量存在,故而后人往往利用这一语言特征来解决阅读古书中的某些疑难问题.它被作为一种训诂方法提出来,主要是利用词、词组和句子的对应关系,来解决古书中的释义、校勘等方面的问题.据此,文童拟就“互文”与“对文”在训诂方面的运用问题,试作一些分析和探讨.     

浅谈“大音希声”

“大音希声”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章立足于语义分析，结合古代音乐实践，对其含义进行阐释。     

韩国语被动态表达方式“ ”与“ ”对比

“ ”和“ ”是韩国语被动态常用的两种表达方式,在表达被动义这一方面两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两者在意义和形式上是有细微差别的。为使初学者准确把握这两种被动态表现的语义和使用环境,对比分析了两者对谓词的选择情况及其语义的异同点。     

流行音乐进课堂是“疏”还是“堵”

流行音乐一直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娱乐形式。围绕它进行的种种争论既是自古就有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雅俗之争的延续，也是音乐教育中一块让教者与被教者都身感无所适从的一块白留地。音乐课本中的歌曲编排无法紧密地与中小学生心灵成长的需要相融合，无法与社会的流行元素共进退，无法与学生的生活体验相得益彰的现实让音乐教师尴尬，让学生痛恨。学生爱音乐却不爱音乐课的矛盾是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学习的快乐”与“快乐的学习”

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曾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而能“快乐”,这既让人羡慕,又令人生疑。这只要看看今人的“学习”,就能知道。     

孔子“文质彬彬”的服饰美学思想

孔子儒家服饰美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服饰审美文化千祀不易的历史积淀和深厚基础。本文着重阐扬孔子关于“文质彬彬”的观念形态的“质”即服饰以“礼乐”文化为底蕴的“内容”,与服饰的形制、颜色、纹饰、佩饰及质料等“形式”即“文”之间的辩证统一的服饰审美文化观念。这不仅是孔门儒家,也是中国古代服饰美学思想目的论的核心内涵。     

浅谈语文教学中的“留白”艺术

中国古代大哲学家老子曾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是说最完美的音乐是人们听不到的音乐自身;而“大象无形”,就是说最大的形象是人们看不见形迹的“道”。至美的乐音、至美的形象已经到了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反倒给人以无音、无形的感觉。老子在这句话中强调这种乐音、形象给人带来的实体之外的意蕴,留给．接受者无限的想象。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留自”。书画家和诗人在创作作品时,通过虚留的空白,体现整体的意象和情调,从而产生空灵的美学效果,它以虚空传递丰盈,于不著一划中表达着无尽的韵味,在一种几乎“无”的状态中达到了高境界的“有”。如南宋画家马致远在构图上采用的“以小变大”的一角山水,在构图上大胆取舍,     

浅论儒道“和”之音乐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

通过“对古琴音乐文化的影响”,和“对佛教音乐文化的影响”来审视我国传统音乐的文化背景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阐述了历史各时代的文化背景 ;儒、道的“和”之音乐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影响至深。阐述了我国古代“和”是一音乐的最高审美标准     

“错”与“读”

有些汉字意味极长:“错”与“读”即是。先说“错”,错明明是一种糟糕,但“错”字里头却偏偏带个了“金”字。邪了!难道“错”真的有金子般的价格?细细地想想,还真的是这么回事。这就是错误乃是一种教训,能从反面给人以启发,每经历一次错误,也就聪明了一点,这便是“错”字带“金”的道理。我们所说的“失败乃成之母”和“吃一堑长一智”,是说“错误”有用,它能使人猛醒。从这一点上,也的确其价如金。让我们再看读书的“读”字。“读”这个字左侧为“言”,这好懂———书中的确有“言”。人们读书时,的确能读到不少“至理名言”。那么,为什么…     

宜坐宜卧说“床”“榻”

“床”和“榻”在古代都是指一种坐卧用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床,安身之坐者。”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床帐》也说：“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这就说明“床”在古代就是一种宜坐宜卧的用具。另外。《释名释床帐》对“榻”的解释是：“长狭而卑为榻。”     

瞽矇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瞽矇”,精通各种音乐,熟知各种祭祀礼仪,他们在上古礼乐文明诸多的活动中表现突出,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对礼乐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通过对古代音乐文献相关记载的梳理,可以发现瞽矇与音乐的渊源：他们是古代乐官的一类,地位很高,在礼乐活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政治教化、历史传承、音乐教育等多方面承担重要职能。     

是“引”而不是“箜篌引”

高中《语文》第三册李贺《李凭箜篌引》课后注释:“箜篌引,乐府相和歌旧题。”这一注释不够准确,其中的“箜篌引”当为“引”。利用乐府旧题写乐府诗,始于汉末建安时期,多用歌、行、曲、引、吟、谣等。徐师曾《文体明辨》:“按乐府命题,名称不一。其放情长言,杂而不放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臆者曰引;高下长短,委曲尽情,以道其微者曰曲……”隋唐及隋唐以后,以乐府体写诗一直很流行。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说:“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和张籍等,都有许多乐府名篇。他们都不过是用乐府古题,学习古代民间乐府歌辞的‘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形式上不拘字数不     

“三灯丛话”和“三言”“二拍”同题材小说之比较中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对文言短篇小说的改编颇为擅长,“三言”“二拍”对“三灯丛话”的改编就是很好的例子。改编后的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花,而这种差异与文体的更换、时代文化的差异、作者观念的改变密不可分。     

“怀才不遇”析

“怀才不遇”是一种精神上的失望和痛苦。无论是乱世和盛世 ,那些古代的文士们常常感到怀才不遇。这种心态既来自外部 ,即社会 ;也来自自身 ,即自己的心理和性格。这种心态 ,对文人来说是一种苦难 ,但这种苦难也成就了他们 ,使他们的创作达到辉煌     

“七”、“十”互讹之疑团──再说上古典籍读法之谜

“七”（７）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写作“十”,因与后来的“十”（１０）字相混淆。结果在古代文献中造成了混乱,出现了许多的“七”、“十”互讹之误。这些错误,有些已经被前人所指出,有些还没有得到后人的纠正。因此,用“七”、“十”互讹这把钥匙去验证古代文献,将会大大提高古籍校勘的准确性。     

试论苏轼的“行云流水”创作观

“行云流水”创作观是苏轼创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它是受我国古代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是苏洵“风水相遭”说的继承和发展。“行云流水”说强调创作更有灵感,要能写出客观事物的千姿百态美,它追求的是一种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此说强调了创作主体的修养和作用,在今天仍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科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