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战后英国与自治领关系的变化

一战后，随着英国实力的衰落以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英国适时调整了对自治领的政策，使其与自治领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政治上，自治领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英帝国逐渐转变成英联邦；经济上，英国与自治领共同建立了帝国特惠制，但其影响力日渐减小；外交和防务方面，虽然自治领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一些国家仍然存在着对英国的依赖。     

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最新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卢沟桥事变后英国的对日政策,从九一八事变后的绥靖政策,转变为一种自私自利的、被迫的援华抗日政策。英国明确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但不愿为了中国而与日本开战;英国官方不愿公开援助中国抗战,但允许通过民间方式援助中国;英国希望“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但英国对日退让的底线是“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英国的这种对日政策虽然仍然是一种妥协,而且还没有完全摆脱绥靖政策的阴影,但已经有了实质上的改变：英国并没有出卖中国来与日本妥协,实现其维护在远东利益的计划。这也就说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并不存在英美等国勾结共同出卖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浅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英国从十六世纪开始进行殖民活动,到十八世纪成为势力遍及各大洲的殖民大帝国,傲视群雄,高居榜首。可是,随着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兴起与不断发展,其利益受到多方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虽为战胜国,但已经元气大伤,经济、金融、外贸等方面都困难重重。它和自治领地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更是雪上加霜。这一切使其实力和势力受到了实质性的削弱,并逐渐开始了由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国家的历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开始围绕自身利益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而这些调整也就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外交政策产生的与殖民地关系;与自治领关系;对外金融政策;帝国内经济关系;对欧洲大陆主要矛盾的认识;对德绥靖政策;与苏俄(1922年改为苏联)关系等七个方面的变化。     

试论英国财政部和外交部在远东政策上的分歧及影响

1933年到1936年间,远东局势由于日本对中国的扩大侵略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远东地区的国际关系也随之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尤其是英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双方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紧张.但是在英国国力已经衰落的背景下,在德国也向英国发起挑战的威胁下,如何处理好英日之间的关系以及英中关系,如何处理好更加尖锐的日中关系,并最终达到维护英国在远东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目的,英国外交部和财政部在决策制定上产生了诸多矛盾和严重分歧,而这种矛盾和分歧深刻影响了英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造成了这一时期的英国远东政策带有突出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的特点,它们直接导致了李滋罗斯代表团在远东活动的失败,并更加刺激了日本政府的疯狂侵略,还使远东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新加坡基地与三十年代初期的英国远东政策

关于三十年代初期的英国远东政策,国内论著颇多,但侧重于军备的却较少。本文拟从新加坡基地——英国耗费巨资修建的“海上马奇诺防线”这个角度,就英国政府赋予它的含义,它在英国大战略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它与英国远东政策的内在联系作一初浅的分析。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已经得到了一切——或者说更多一些……”。然而它也碰到了诸多问题:新获取的利益并没有增加英国的国力,反而增添了新的义务;自治领、殖民地的独立倾向不断增强;经战争摧残的国内经济急待恢复。此外,英国的海上霸权还受到昔日的盟国——美、日强有力的挑战。事实上,这一挑战在十九世纪末帝国的衰落初露端倪时就已出现“它(英国)有能力在西半球接受美国     

试论英美决策失误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关系

在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前,由于英美对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对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偏见和相互之间的猜忌,无视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英美对日本没有采取强硬的措施,未能组建远东集体安全体系,丧失了阻止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这是英美在战略上的短视和对形势的错误估价而做出错误的决断所导致的。     

二次大战后初期英美在东亚问题上的分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东亚政策是遏制并孤立中国,扶持日本,并与远东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军事同盟,所有国家的利益都要服从于美国的政策和利益。英国为维护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及继续充当一流国家,在东亚与美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抗争,英美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朝鲜问题上。     

论欧美大国对"九·一八"事变的"主义"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打破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但是制定和维护远东“国际秩序”的主要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分别采取了所谓的“不干涉主义”、“不承认主义”和“好人主义”的政策，而与中国东北接壤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实行了“两面主义”的政策。欧美大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政策都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起到了纵容日本侵略的作用，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是一个重大打击。     

从“天津事件”看抗战前期英国的远东政策

远东是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扩张时对最东部北区的通称．长期受列强的争夺．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由此在远东地区引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国际性危机．本文从发生在抗战前期的“天津事件”阐述了英国的远东政策（主要是对中国、日本两国的政策），从而对评价中国的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次大战后初期英美在东亚问题上的要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东亚政策是遏制并孤立中国,扶持日本,并与远东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军事同盟,所有国家的利益都要服从于美国的政策和利益。英国为维护大英帝国的根本利益及继续充当一流国家,在东亚与美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抗争,英美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朝镁鲜问题上。     

论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国家利益,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了不同的对华政策。先后采取了“避免介入”、“援华制日”、“结盟抗日”、“扶蒋反共”政策。“避免介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怂恿了日本的侵略行为;“援华制日”、“结盟抗日”政策增强了中国的抗战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大大增强了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扶蒋反共”政策为战后中国政治留下了祸根。     

直接交涉:九一八事变期间独特的外交争论

九一八事变期间，当事国的中日双方和代表国联的英国三方之间，围绕着是否通过、如何通过直接交涉解决中日争端，发生了一场独特的外交争论。1931年10月8日日军轰炸锦州前，中国同意在第三方介入下直接交涉。此后，针对日方企图，中方要求先撤兵后谈判。英国一度要求介入，反对日本所谓基本原则，但后来妥协，催促中国直接交涉，并答应不介入。日本尽管一直声称要直接交涉，实际上并不打算进行，除非中国接受亡国条件。因此，直接交涉不可能进行，和平解决争端也不可能。国联12月10日派遣调查团的决议，将这一争论划上句号。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最初“不抵抗、不交涉”逐渐演变为“抵抗”与“交涉”并行,以谋求解决中日间矛盾、挽救民族危亡之道。这些政策前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其变化是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的。政策确定后对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中日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影响极大。     

华北事变后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

1935年华北事变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表现为对日态度的日趋强硬和决心抵抗。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不是偶然的 :日本的步步进逼、英美对日态度的变化、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以及西南统一于南京政府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 ,促使南京政府由对日妥协退让转向强硬。     

华盛顿会议期间英国对华政策的新走向

在华盛顿会议上，英国在不妨碍其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支持中国收回部分权利，如促使中日解决山东问题，在租借地等问题上的让步，表明英国对华政策的新变化，即通过《四国条约》替代英日同盟，利用美国制衡日本，来维护自己在华的利益。     

巴黎和会期间英国政府对山东问题的态度

本文主要依据英国外交档案的内容,通过分析英国政府在巴黎和会期间对中国、日本以及远东局势的态度变化,探讨了英国对山东问题的态度发生转变的详细过程及其成因。中国在和会上失去在山东的正当权利有其必然性。然而。中国外交代表以国际公理与和平的原则作为斗争的立足点,在巴黎和会上充分阐明了山东问题对于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这种努力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拒签德约的举动促使英国政府对中国外交和山东问题均产生了新的看法。     

日美同盟的军事指向性对台海问题的影响

日美同盟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加强是美国亚太军事战略调整与日本安全战略调整相结合的产物。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日美同盟关系及日美对华战略进行了多次调整。美国军事战略重心东移是促使美日军事合作进一步加强的重要原因,这不但影响了其各自国家的内外政策,同时也影响着东亚地区局势及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日美同盟的军事指向性为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     

日本战后认罪态度研究

在中日关系中,两国对历史的认识问题尤为突出。日本否认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并拒绝向中国人民认罪,其原因包括日本国内和国际因素。日本民族自身的性格特点导致其对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认识存在局限,其脱亚入欧的思想也使得日本难以承担历史责任。此外,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导致美国的远东政策转变,中国建国后对日本的态度等也导致日本战后认罪态度存在认知局限。     

鸦片战争前夕荷兰“具结”考

荷兰作为较早与中国通商关系的国家之一，在林则徐广东禁烟期间，是否遵式具结、进口贸易，少有明确记载。笔考证发现荷兰总管、商人、商船均未遵式具结、进口中贸易。原因主要在于中荷贸易规模小，中国政府对荷的压制，荷兰人对林则徐禁烟政策的恐惧、不满以及不敢得罪英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