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逻辑与另类批判——“五四”时期沈从文“从文”的心路历程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从思想改造入手的具有文学启蒙性质的“社会改造运动”。从早期的经历到“五四”文学的启蒙体验,沈从文从改造社会和国民的向度上理解了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并开启了人生的“从文”之旅。其个人的特殊体验契合了“五四”多元思潮的律动。由于都市生活的强力压抑,激发与激活了几千年巫楚文化储存在沈从文脑海中的文化基因,唤起了对湘西文明的皈依与诉求,并引发对所谓都市与乡村文明的另类启蒙与现代性批判。“五四”时期是沈从文“从文”的人生转折与起点,几十年的风雨洗礼,他成就了作为文人的自己。     

“五四”的困境与新文学的历史描述

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以“五四”启蒙文学为开端,但其发展的历程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解放区文学不是“五四”启蒙文学的结果,而是另一个时代的新的文学形态。９０年代对“五四”的“误读”,既有新文学“正史”情节叙述的“误导”,也有现实社会中理想主义激情的普遍丧失所导致的价值的失落。“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价值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五四”未完成的启蒙将继续进行,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经之道。但是,启蒙的方式很难再是“五四”式的精英对大众的权威言说     

五四的主题

什么是五四的主题,什么是五四的精神实质？有人提出是“救亡、启蒙”。在“救亡”与“启蒙”二者的关系上,有人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还有人提出“救亡、启蒙谁也不能压倒谁,两者都很重要”。我认为,用救亡和启蒙两个词来概括五四的主题显然不够准确,不够科学。科学的提法应是五四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爱国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这才是五四的主题。当然,反帝反封建并非始于五四,从鸦片战争起,我国人民就一直在反帝,也在某种意义上反封建,但五四运动比起过去来说要彻底得多,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要深刻得多。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帝…     

也谈“启蒙”与“救亡”

在近年来兴起的“文化热”中,关于“启蒙”和“救亡”,也算是一个热门话题。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前期,启蒙居主导地位,“五四”后期,救亡上升为主导,于是“救亡挤掉了启蒙”,从而使“五四”开创的启蒙运动出现了“断裂”,“五四”以来的文化和文学,自然也就成为白茫茫的一片历史空白。这倒是值得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救亡没有挤掉启蒙     

“五四”文化启蒙的现代性关怀

本文拟通过从康德到福柯对启蒙的连续性解读，展现启蒙的现代性维度－－一种批判的态度，“五四”文化启蒙正是西方文化启蒙与中国启蒙传统相融合的产物，表征着“五四”精神。但现代中国的启蒙由于救亡 图存的现实社会需要又表现出自身的缺憾。而启蒙的现代性不仅为我们理性地认识“五四”，更为我国超越“五四”提供了理论资源。     

五四的主题

什么是五四的主题,什么是五四的精神实质?有人提出是“救亡、启蒙”。在“救亡”与“启蒙”二者的关系上,有人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还有人提出“救亡、启蒙谁也不能压倒谁,两者都很重要”。我认为,用救亡和启蒙两个词来概括五四的主题显然不够准确,不够科学。科学的提法应是五四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爱     

论“五四”初期文化批评派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个批评流派,可算是文化批评派。所谓“文化批评派”,就是说这些批评家们在审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诸问题时,大都以西方文化思想作为理论武器,反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从思想启蒙的高度去唤醒民众,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那么,文化批评派为何在“五四”初期形成?这自然有其历史的、时代的、社会的以及文化自身发展的原因的。早在“五四”之前,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思想启蒙与     

关于“五四”新文学及启蒙的话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启蒙主义为重心的文学现代化运动。其根本倾向 ,是人性的启蒙和文学观念与表达的现代化 ,所遵循的价值原则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今天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面临这样的现实 ,在物质生活大大“现代化”的今天 ,普遍的人缺乏人的独立意识、崇善的人格追求。甚至连最一般的道德规则都淡漠了。因而需要“五四”式的启蒙     

新时期文学“疯癫”形象的启蒙诉求

“五四”时代的核心精神是“启蒙”。新时期文学的“启蒙”诉求则是对五四启蒙文学的一种继承和补充。本文从三个方面表现这种“启蒙”诉求：对“文革”极端政治的灾难性叙述;城市经济文明带来的人的道德失范;民族文化之“根”的认同与超越。     

再读“五四”——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纪念笔谈

栏目编辑吴晓燕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今年迎来了它的第90个周年纪念。虽然年年都在谈五四,话题却常新。不同时代的人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不断与五四进行对话,也正是通过一次次的对话,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才更为有力地彰显。在本期的聚焦·评论栏目中,我们邀请了三位学者就五四运动与当时中国本身启蒙思想发展的关系、五四运动启蒙特质的体现,以及五四精神的教育价值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周作人、林语堂“国民性”探讨比较论

“国民性”改造是五四时期众多启蒙先驱者共同探讨的话题,周作人和林语堂也以“国民性”改造作为他们反抗封建制度与封建文化的思想武器。他们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对“人”的觉醒问题的关注、还表现在对“民主”的欢呼和对“科学”的诉求以及他们的文学观念与实践上。对此问题的研究也为我们研究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参照。     

民间与启蒙:论“五四”时期歌谣学运动的意义

“五四”时期的歌谣学运动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打上了思想启蒙的厚重烙印.胡适、周作人和顾颉刚担任了这场运动不同阶段的领导者,他们对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的关注和参与构成了各自学术活动和个人政治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的研究表现出的不同学术态度和关注点,体现了“民间”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启蒙的现代性主体力量的生成和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同等问题上的重要意义     

周作人、林语堂“国民性”探讨比较论

“国民性”改造是五四时期众多启蒙先驱者共同探讨的话题，周作人和林语堂也以“国民性”改造作为他们反抗封建制度与封建文化的思想武器。他们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对“人”的觉醒问题的关注、还表现在对“民主”的欢呼和对“科学”的诉求以及他们的文学观念与实践上。对此问题的研究也为我们研究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参照。     

爱情从张扬到落寂——论杨绛对“五四”知识女性“爱情神话”的颠覆

中国古老的文明曾经有过自由的辉煌,在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桎梏下,“爱情”成为被随意践踏、随意诬蔑的符号。“五四”作家们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以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姿态俯视民众,开启国民灵魂,改造国民性。“五四”启蒙与20世纪40年代上海作家“启蒙”形态就是一对既有继承又有颠覆的不同的启蒙姿态。杨绛先生以幽默调侃的手法将“知识女性”对爱情的理想宣言消解为世俗的琐细和无奈的人生,来实现其对“五四”爱情神话的解构。     

谈王阳明的启蒙思想——兼及与“五四”启蒙文学的联系

王阳明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他的启蒙思想产生于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明代中叶,他的学说中关于批判传统、重视人的个性解放及平等、博爱的思想,都闪烁着启蒙思想的光辉。五四启蒙运动中高扬理性、提倡个性解放等理念,也应从王学中吸取养料。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一翼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可以发现其中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不明显和不自觉的。     

五四现代“性”的暧昧

新文化运动潮起以后,对于性伦理性道德的关注一直是五四启蒙阵营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维度,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中始终伴随着对于现代“性”的构建。但在性伦理问题上,理论倡导与文学表现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冯沅君、庐隐、郁达夫和丁玲等在性伦理上的暧昧态度正映现了五四伦理革命的艰难。     

陈独秀“五四”前后的两次思想转变

近几年,国内对陈独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突破,澄清了许多历史事实。但对他的思想转变进行细致、深入研究的却较少。本文试图对陈独秀“五四”前后的思想转变作些初步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学者。“五四”前后,陈独秀发生了两次大的思想转变。第一次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内的转变,由直接参加激烈的行动转变为从事启蒙思想运动。这次转变是从一九一三年秋“二     

“自由”的诱惑与眷恋——陕北时期丁玲的个性思想

陕北时期，丁玲在努力纠正和改造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同时，却仍然无法抵御“五四”个性思想和自由精神的诱惑，并在理念与实践层面向它投去了深情的一瞥。她继承“五四”个性主义传统，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继续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启蒙作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写真实”和批评现实，表现出了对知识分子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眷恋与守护。     

略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救亡主旨的深化与发展——兼评“文化断裂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提倡的“民主”“科学”的内涵较第一阶段有了深化,也是民族救亡向前和向上的发展。从五四启蒙到五四政治运动,不是“民族主义淹没了文化启蒙”,而是“启蒙运动本身救亡目标的实践表现”;从五四启蒙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是“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始航向,而是纠正了初始目标脱离实际的航向的道路选择”;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超时’的盲从,而是民族救亡在更高水平上的历史选择”,可见“文化断裂论”是没有根据的。     

“五四”文化启蒙的流变——评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作者是李泽厚,李泽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书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是因为有关"救亡"与"启蒙"的文章很多,其中,认为反对"救亡压倒启蒙"观点居多。本文试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角度为切入点,将先参阅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与五四运动相关的其他文章,主要是<胡适陈独秀鲁迅>、<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这三篇文章,借以论述李泽厚本人关于五四主要人物把重点放在启蒙和文化上的原因、启蒙如何先从属于救亡和后又如何完全为救亡所压倒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然后整合其他专著和论文的观点.以便探讨五四时期文化启蒙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