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礼遇“香妃”家族史略管窥清代治疆民族政策

"香妃"家族因在帮助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中有功,事后得到乾隆的优渥礼遇。乾隆礼遇"香妃"家族并不是单纯从宠爱妃子的角度爱屋及乌,而是出于治理边疆、增强各民族向心力及维护国家"大一统"的需要。其中折射出了清代治疆民族政策:"夷夏一体"的民族观;"因俗而治"的基本政策;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和亲;抚绥民族上层人士;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     

宋代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因俗而治"政策新探

宋代在继承前代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南方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实行了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统治政策,即"因俗而治"政策.这一政策对巩固宋代在南方民族地区的统治及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     

柳宗元开拓了岭南西部民族教育

唐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被贬到岭南西部的柳州后,继续奉行他的政治革新主张,身体力行在当地少数民族地区倡导文化教育,主张统合儒、释以启迪当地的越人教育,推动了岭南西部的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本文对我们深入研究历史文化名人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开拓及推进作用有启发意义     

论清王朝“因俗而治”的治藏政策——基于涉藏刑事案件处理问题的考察

"因俗而治"是清王朝统治和管理边疆地区时采用的重要策略之一。在涉藏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这一政策同样得到了深入地遵守和贯彻,使得司法程序、审理主体和裁断原则都体现出了"从俗从宜"的特点。"因俗而治"原则在处理涉藏刑事案件过程中的运用,降低了清王朝控制藏区的难度,节约了平息事乱的成本,也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尽管在长期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官府控制力削弱、地方势力增强以及妨碍地方发展等问题,但从国家政权巩固的角度看,"因俗而治"却是稳定藏区行之有效的策略。     

论唐代岭南连州、柳州的地域文化及民族政策——以刘禹锡、柳宗元诗文创作为中心

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在连州、柳州的诗文展现诗人真实的生存空间、审美心理和思想情感,传递了地域文化的特质,揭示出地域文化的强势文化因子与弱势文化因子冲撞过程的文化排斥反应。同时刘、柳诗文中保存了莫徭蛮、黄洞蛮的记录,通过其诗文可探寻唐代岭南"南蛮"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及唐中央对岭南边民推行的民族政策,反映岭南边民与唐朝廷的关系。     

清代南疆地区实行的普尔钱制度

清朝重新统一新疆之后,顺应当地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特色,实行了保护性的普尔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稳定了南疆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也充分体现出清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特色。     

北宋初年三朝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管理问题探析

北宋时期,由于宋初三朝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朝廷对待各南方少数民族时的策略也在不断变化中,总的来说,宋朝的羁縻怀柔政策在这三朝得到不断的树立和强化,最终成为两宋对待各南方少数民族的主要策略。在具体的管理方面,基本采取因俗而治、减免赋税等宽松的处理方式,通过一系列管理政策的调整和落实,北宋稳定了对地方的统治,促进了与南方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有利于边境的安定。     

北宋王朝对南北方少数民族的不同政策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力量相对比较软弱的王朝,但是较于前代,北宋的经济发展水平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面对北方少数民族辽、金的进攻,北宋采取的是以求和为主的防御政策;然而对南方的四川、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宋朝沿袭前代,以羁縻政策为主,因俗而治,一直没有放松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和管理。     

试论清王朝对维吾尔族伯克制度的改革

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实行了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其中,对维吾尔族旧有的伯克制度的改革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清政府通过对伯克制度的一系列改造,收到了对南疆少数民族地区直接统治的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南疆维吾尔族地区的封闭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     

宋朝与大理缓冲地带的昭通乌蛮诸部

宋代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上承汉唐"因俗而治"的观念,下启元明清土司制。两宋时期昭通境域大部分属戎、泸二州所辖羁縻区域。史称"叙州三路蛮",即马湖董蛮、南广蛮、石门蕃部。叙州三路蛮与宋的关系较为松散,而与大理东川郡属乌蛮各部血缘相近。这些生息于宋与大理缓冲地带的昭通乌蛮部族,有时既听命于宋朝又臣服于大理,但多数时间处于自我发展的独立状态。     

浅析辽朝的“因俗而治”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虽仅存在二百多年,但在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并留下不少宝贵遗产。“因俗而治”就是一份重要的政治遗产。 《辽史·百官志》中记载:“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故而过去常常把“因俗而治”单纯地理解为不同的官制,或仅仅依据字面含意认为是针对不同民族的习俗进行治理的民族政策。这样认识未免有些过于简单。“因俗而治”的核心应该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即十世纪时中国境内契丹族政权的奴隶制;“汉制”,即十世纪时中国境内中原地区汉族政权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经营西部述评

自秦、汉至明、清,中国历代对西部多实施"恩威并施"的羁縻统治,"因俗而治"实施移民实边、屯田开发政策,促进民族间的交流、融合.     

主持人语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中央政权在广大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以夷制夷＂的特殊统治策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少数民族地方的管理智慧,所以中国政府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提炼出的土司遗产的价值是：＂齐政修教,因俗而治＂八个字,充分体现出土司制度的治理思路与方略。有学者做过统计,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建立过3000多个大小土司,涉及广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青海等地。     

柳宗元与唐代岭南商业文化

柳宗元因贬谪南方而与岭南商业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他以激进政治家的姿态,坚决铲除岭南固有的奴隶制商业文化,并间接地为强化建设岭南新型商业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他局限于中原传统的农本文化观念,对岭南传统商业文化一概否定,显示了一定的文化偏见,但他以儒家仁爱思想与佛教好善主静等思想纠正岭南传统商业文化,也具有不可抹杀的文化批判价值。他重建岭南商业文化的独到的思想与方法,至今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浅析中国古代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政策

边疆的治理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稳定、安全、繁荣与和谐发展,我国历代王朝在治边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治边方略。其中,"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政策为历代王朝所普遍采用。这项政策不仅加强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联系,也对维护中原王朝的繁荣昌盛以及统一发挥了独特而重大的作用,乃至如今仍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叶春及治下明代惠安民间信仰研究——以《惠安政书》为剖析面

明代,叶春及作为惠安县令在其辖地实行"王道之治"的政治抱负,作为"王道之治"一部分的"敬鬼神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规约与冲击。《惠安政书》是叶春及的施政笔记,展示了叶春及施政与"敬鬼神事"的互为关系,以此可管窥明代惠安民间社会人、神与鬼的关系,进而折射闽南地方社会在明代的民间信仰态势。     

宋代甘青藏区的刑事法律政策研究

由于甘青藏区所处宋夏沿边的特殊战略位置,以及错综复杂的西北边疆民族关系,宋朝在甘青藏区相继实施了以"和断"为核心、以重罪轻罚为变通的"因俗而治"的刑事法律政策,并强调民族边区人道主义的刑罚处罚方式。结合对此问题的探讨,考察宋代边疆民族法制的独特地域特色,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柳宗元迁谪后期文学创作之民俗风情

柳宗元谪迁岭南之后,由于长期受岭南民俗文化之浸染,并吸收借鉴当地民间文化元素,使其后期的诗文创作呈现出一种南疆特有的民俗风情。     

潇湘文学与图绘中的柳宗元

所谓"潇湘文学",可以泛指一切以湖南的人、地、事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神话传说以及引喻联想,潇湘二水会流之处的永州是潇湘文学的写作重镇,代表作家即为柳宗元.柳宗元谪居永州的十年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为其一生其他时期之冠.他一方面承袭屈原楚辞的传统,哀感自身;另一方面也因游历永州山水而体悟人生,笔者曾经探讨潇湘文学的意象情境,归纳出"恨别思归"与"和美自得"两种类型,柳宗元的永州文学作品正是体现了这两种意象情境的绝佳范例.受到潇湘文学影响而产生的潇湘图绘以"潇湘八景图"最为称著,"潇湘八景"之一的"江天暮雪"与柳宗元的<江雪>诗息息相关,研究潇湘山水画不可忽略柳宗元的重要性,因此,便将柳宗元置于潇湘文学与图绘的脉络中一并思考,以期突显柳宗元在"潇湘"母题创作中承先启后的意义.     

博国语之趣,得幽默之心——柳宗元散文对《国语》"趣"之特色的继承与创新

柳宗元散文继承了《国语》之"趣",擅长运用比喻,在打比方时特别注意将大雅和大俗的形象放在一起.其散文的幽默许多是带有讽刺性的,有时则包含着苦涩和心酸.柳宗元也擅长以正话反说的方式来表现幽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增强了文章的形象性和文采,同时也使其行文幽默,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