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经筵制度化成因新论

明代经筵制度是在承袭前代经筵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是皇帝即位后的一种继续教育制度,也是儒家士大夫用儒学思想对皇帝进行规范、约束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经筵之所以能在正统初年制度化,其外因是英宗幼年继位需要接受教育,而内因则是经过洪武、永乐二朝的压抑之后,儒家士大夫群体与皇权的紧张关系在洪熙、宣德二朝得以缓和,儒家士大夫群体的政治地位得到大涨。     

法祖宗、裨治体:宋代圣政编纂与经筵讲读

在宋人视野中,圣政是皇帝汲取治世经验的源泉,是帮助皇帝解决本朝治道困境的一副良药。皇帝阅览学习圣政,可以起到法祖宗、宏治道、正得失、裨治体的作用。宋人的这种认识,促使宋真宗之后历代不断续修圣政。据史可知的圣政共有16部,且其中若干部或以节钞本而冠以其他书名,或以合刊本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宋廷重视和大规模开展圣政的编纂,为经筵活动中讲读圣政提供了教材,从而使圣政在经筵活动中广泛使用,成为宋代帝王之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筵讲读圣政成为宋代不容偏废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圣政的大规模编纂。     

宋代经筵研究综述

经筵是宋代倡导文治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帝王教育制度,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与研究。梳理近20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从对经筵的界定及其沿革的考证、对经筵制度的研究、经筵中师道之争、经筵官对政治的影响、经筵中经学的传播、经筵官考和经筵制度的意义与作用等七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并对宋朝经筵研究现状进行了评判,提出了后续研究的方向。     

略述明代的经筵日讲官

经筵讲官作为辅导帝王学习的导师,在明代成了士大夫获得一定身份、地位的标志。因是侍从近臣,其简任十分慎重,而且有的身兼数职,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对明代政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要谈的正是有关讲官的一些情况。 一、明代经筵日讲官的设置 经筵日讲是封建制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其职能是为皇帝讲读经史,阐析文义,兼剖析朝政,为皇帝提供治国方略。其起源很早,史载“汉宣帝诏诸儒讲经于石渠阁,帝令诸儒讲五经于白虎观。”①至汉明帝时“张酺数侍讲于御前”,灵帝时“杨赐、刘宽俱侍讲于华光殿”,②此时虽有侍讲之号,而未设官。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始置侍讲,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国子监祭酒邢(四丙)为侍讲学士,此为侍讲及侍讲学士之始。侍读始设于开元三年(715),因玄宗“每读书有疑滞,无从质问”,便命宰相“选儒学之士,使入内侍读,待以师傅之礼”③于是召马怀素、褚无量更日侍读,宋真宗咸平二年,以杨徽之、夏侯峤为翰林侍读学士,班次翰林学士,此为翰林院置侍读及侍读学士之始。宋代官职多次变更,尤其是元丰(1078～1085)官制改革后,曾一度废置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只作兼官,但兼官比较广泛,其中有台谏兼充者,以后“每除言路,必兼经筵”,④使讲读官初具谏官之职,至元代以前,有“天下事宰相当言     

皇权下的师道尊严——中国古代经筵坐讲立讲之争

中国古代经筵是为帝王研经读史而专设的御前讲席.御前讲席非常特别,"君""师"同席,治统"与"道统"直接冲突,因此经筵中为帝王讲课的经筵官是坐讲还是立讲,备受争议.尤其是在两宋时期,争论异常激烈.坐讲论者主张"尊师重道".立讲论者强调"君尊臣卑".历代帝王对此多采用折中态度,既得到了崇儒重道的名声,又得到了尊君卑臣的实惠.     

约束与反约束——明朝经筵特点分析

明代经筵是在继承宋朝经筵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有明一代,经筵对皇帝起着教化的作用。经筵亦是明五礼之一嘉礼下的重要礼仪,以帝王为中心的宫廷礼仪规范。观察经筵在明朝政治生活中的具象,分析明朝经筵的特点,对明朝历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元代的经筵

元代的经筵,是蒙元帝王为研读经传史鉴而特设的御前讲席。文中第一部分论述了经筵的发展过程,及其在蒙元时代肩负的两种任务;向皇帝授课,揭示治道,培养君德;向皇帝进言。第二部分论述了元代经筵教学针对性之强;重启迪、诱导;学以致用;帝王学习的主动性;以及同皇太子教育的不同特色;时间的不固定,帝王对经筵的重视。第三部分是学习内容:儒家经典、历史,以及教材问题;缺陷;双语教学问题;社会效果,等等。     

制度的作用——士大夫与骑士对王权的不同态度

在东西方封建时代,因文官制度与骑士制度的不同,造成了士大夫与骑士对王权态度的迥异.文官制度下,士大夫的富贵、生死甚至思想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这直接造成了士大夫在王权面前的软弱;骑士制度为骑士的行为提供了现实基础和精神支持,他们有能力与国王分庭抗礼.     

宋代宰相制度的变化

宋代的宰相制度的变化,主要分为五个阶段,总体的特点是继承与前朝的三省制度瓦解,三省之政合归于一;宰相受到枢密院、三司、省官员等机构制约,宰相权力受到分化、削弱;统治者选择与宰相及其背后的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稳定了宋代的统治秩序,使其被称之为"看不见篡夺的时代".同时,宰相还能凭借自己掌握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皇权,使皇帝无法任意妄为.总而言之,宋代宰相制度是皇权与相权博弈并互相妥协的结果.     

论范祖禹《帝学》与宋代的皇帝教育

君主专制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皇帝在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固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对皇帝的教育也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学的重要内容。入宋之后,士大夫们在与皇帝"同治天下"的观念引领下,对天子的为政之道和为君之德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这种要求突出影响了宋代的皇帝教育。北宋重要的史家和士大夫范祖禹在其所著《帝学》中,对宋代诸帝接受教育的形式、内涵及皇帝教育的意义都有所论述,是宋代士大夫关于皇帝教育的最为详细丰富的著作,展现出宋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见解。     

明代的遗诏

遗诏是帝制时代以大行皇帝名义向天下臣民发布的政治遗嘱,于随后国家政治及公共生活关系重大。明代遗诏为皇位交替之际最重要的正式文献,即使在已经立有储君的情况下,仍然是嗣君即位合法性的必要基础;由于遗诏由文臣起草,士大夫有可能借草拟遗诏之机,渗透自己政策更革主张,故遗诏颁行,通常带来一定政策调整,这反映出遗诏作为士大夫群体纠正皇帝弊政的潜在途径的意义;官私史书中常混淆遗言与遗诏,论者当加辨析;明代太后所发遗诏中,仅仁宗皇后张氏遗诏具有国政安排涵义,可资查见明代后妃预政现象之变迁;明代矫拟遗诏的说法甚多,然大致都难视为确然事实;明成祖遗诏仅传两句之事,可能掩盖重要史事。     

从王安石变法的实施途径看变法的消极影响

王安石实施变法的途径主要有四条,即设立变法的专门机构,鼓励神宗独断,改变监察机构的性质,用人以是否拥护新法为标准。它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皇帝时代最为进步的体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遭到了破坏,民主性减少,专制性加强。监察机构成了政府的附庸,为权臣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实用主义的用人路线,使社会风气大坏,投机钻营者得势,贪污贿赂成风,政府成为腐败的温床。     

明代皇帝遗诏与即位诏关系初探

明朝的君主专制空前强化,皇帝遗诏与即位诏的作用更加凸显,尤其在皇位更替之际更是发挥着重要作用.遗诏与即位诏关系密切,共同确保皇权的顺利交接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时,两诏中有大量兴利除弊的内容,这集中体现了大行皇帝临终悔过之诚和新皇帝的图治之心.     

宋末家铉翁先祖及家人族亲考述

家铉翁是宋末最有影响力的爱国士大夫和学者文人,其先祖自唐末迁居入蜀,宋以来就是眉州的望族,族人显达可考者20余人,铉翁则是家氏族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其父在南宋理宗时曾任经筵之职,家学有传;弟祖仁勤于《易》,入元隐居不仕。     

经筵制度与蒙元政权的儒化、汉化

经筵制度是中国古代君主为学、君臣交流的重要手段。蒙元作为少数民族政权,认同并践行汉制,推行中华文化。其中,对经筵制度的重视与推行,是其儒化、汉化的重要体现。此举不但提升了蒙元皇帝的儒学水平,而且加速了蒙元的汉化进程,反过来也直接促使了蒙元对经学、儒学的实践。     

明代皇帝的修省与罪己

明朝皇帝的修省活动较以往历代更为频繁,成化以后表现尤其明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政策反思手段。皇帝修省包括因自然灾害或天象异常而进行的消极的应对式修省,以及日常化的、为主动求过进行的积极式修省,修省范围只限于干天合之事,并不为人事而举。当修省不足以显示反思之诚意时,即颁布罪己诏书,这是皇帝反思活动的极致表现。明朝皇帝的修省和罪已行为反映了儒家圣王之责任担当的意义,具有弥祸、祈庥的宗教意味,也是安抚臣民、调整政策的承诺。明朝皇帝和士大夫对待修省行为的态度体现出帝制体系内君主与士大夫政治角色、理念之间的契合之处。修省与罪己作为一种内在的反省机制,对君德、君责的履行提出了要求和保障,使君主之行为具有极限,但这种对君权的限制仍相当朦胧。     

论杨慎的文学思想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县人。生于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在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时参加殿试,考中状元,后任翰林院修撰,经筵展书官,殿试掌卷官等职。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他因反对撇开明孝宗、明武宗的正统地位而尊封明世宗未作过皇帝的父亲兴献王为太上皇一事,即所谓“议大礼”,被世宗严刑毒打,死而复生,后被流放在云南,直至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时死于云南。     

北宋中期诸儒“君臣朋友”的观念与政治理想

北宋中期,社会上出现了复兴儒学的运动,人们对儒家思想的价值重新加以肯定.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恢复传统儒家的"三代之治"作为口号被提了出来.在此理想的鼓舞下,发生了"庆历新政"以及后来的"熙宁变法".士大夫极为看重古代儒家的"三代之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代之治"是一种"君臣共治"."共治"中包含着一种"君臣朋友"的观念,君臣之间"相友"的关系是士大夫欲实现其与帝王分享权力,达到"共治"的途径.这体现了北宋中期士人集团的崛起以及他们对扩张自身势力的渴望.该文对北宋诸儒"君臣相友"的观念进行了分析和考察.     

宋代“省官益俸”的构想及其实践

尽管宋人反复指出:“方今之患,在乎官冗”(《历代名臣奏议》卷75《内治》),可是朝廷的国策并非冗官,而是省官;虽然宋人普遍认为:“方今制禄,大抵皆薄”(《王文公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然而政府的方针绝非薄俸,倒是益俸。宋代“省官益俸”的构想怎样导致出了“冗官薄俸”的结果?本文试图略加探讨。     

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

明代翰林院在明代政治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了职掌方面的作用外,在人才尤其是高层政治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是国家重要的选才、育才、储才之地,同时翰林院的经筵与日讲活动,对于启沃君心、提高皇帝处理政务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但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也不乏消极的一面,翰林的经历使其在入阁时,已久染官场习气,常结成朋党,卷入酷烈的党争之中,并缺乏创新精神,长官意志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