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与左翼文学的关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兴起。郁达夫作为当时享誉中国文坛的知名作家,不仅在社会活动方面与左联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其文学思想、创作实践也呈现出明显的左翼文学特征,可以说,郁达夫在当时是一个具有浓郁的左翼倾向的作家。他真诚地接受了代表时代潮流的左翼文学的影响,努力从各个方面突破自我,表现“生的苦闷”和时代苦闷,成为忠实的“时代表现者”。同时,由于个人的文化心态的制约,郁达夫并非纯粹的左翼,其文学创作又呈现出多元性与复杂性。     

论左翼文学在延安的转型与重塑

左翼作家奔赴延安,把左翼文学也传播到延安。周扬、丁玲、周立波等在延安的文学活动承续了左翼文学精神,延安流动着左翼文学的血脉。但由于左翼文学本身存在着的许多"非革命"的因素、左翼文学时代背景的差异以及周扬等理论家赋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地位等原因,左翼文学在延安遭到改写,延安意识形态改写了左翼文学的启蒙意识、自由主义、个性主义、颓废色彩等精神意识,改写了左翼文学的文学主题与人物形象等文学要素。左翼文学在延安发生转型与重塑,逐渐融化为延安文学的一分子。     

后期延安文学对左翼文学的重塑

延安文学是在左翼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界分为前后期.后期延安文学在“工农兵”方向的规范下对左翼文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塑:塑造了具有主体性的新农民形象,确立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权威,把知识分子纳入体制管理内.这种重塑既是延安特殊的战时社会环境的要求,也是强大政权力量干预的结果.     

当代中国“新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左翼文学的研究呈现出客观化、理性化的特点,出现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新世纪以来,"新左翼文学"思潮兴起,对它的研究因其当下性、时代感强而备受关注,但也存在不少分歧,主要表现在中国目前有没有新左翼文学、新左翼文学的外延与内涵、底层文学与新左翼文学的关系等三个问题上。     

前期延安文学对左翼文学的继承

延安文学与左翼文学紧密联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批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成为前期延安文学的主要建构者。他们继承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文学主张,重视文学的宣传功能,主张批判暴露,积极推进文艺大众化讨论,为前期延安文学带来了生机。     

论左翼文学发展中的报刊策略

兴起于1928年前后的左翼文学迅速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这一文坛主流地位的确立与其发展中的报刊策略是分不开的。初期左翼文学借助庞大的期刊阵营迅速获取了在文坛上的流行性;左联刊物多样化的生存策略进一步扩大了左翼文学在文化围剿下的影响力,并拓展了其发展空间;左翼作家们对报纸副刊的广泛争夺成为后期左翼文学发展的主要特征。左翼文学正是通过巧妙利用报刊迅速完成了其兴起、发展、繁荣的过程。     

试论30年代左翼文学现象——兼谈萧红创作对左联文化的传承与超越

"左翼"文学现象是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以政治理性思维来诠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中国人向往现代工业文明急切心态在文学领域中的一种曲折反映。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备受争议的"左联"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在征服众多读者的同时,也有人说她的作品是与时代相脱节,游离于政治之外,与左联相悖的。这无疑是对她作品的一种误解。萧红在左翼文学思潮中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存在,她遵循左联艺术创作的规律而又不一味地照搬教条;她发扬左翼优良的创作传统,又坚持自己独具个性的艺术创作。最终,她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弥补了一些左翼作家试图用文学简单地服务于政治的不足,实现了对左翼理论的超越。     

论左翼文学精神及其流变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对其后几十年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重要现象、命题都可以从左翼文学那里找寻到历史印痕.左翼文学精神是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它的社会批判意识及其对人们精神层面的关注,使其充满一种浪漫精神和理想主义的独特品格.左翼文学本身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它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左翼文学在进入40年代初期以后,其精髓就被逐渐消解,在此后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消解或流变对当时的文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左翼文学研究的意义、视角与限度——兼评方维保著《红色意义的生成》

作为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和审美文化现象的左翼文学,具有着重大的研究意义和巨大的阐释空间.在新世纪左翼文学研究成果中,方维保<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以开阔的学术视野、独立的文学立场、高远的理论识见、建构阐释模式的创新意识,以及独到的文本细察能力,对左翼文学的精神传统进行了考辨,充分彰显了左翼文学研究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其广义的左翼文学观在研究视角与理论限度方面亦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新女性、左翼电影与历史的幽灵

“新女性”想象是左翼政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社会改造工程的一部分,并伴随左翼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调整而发生变化。与左翼革命的兴衰起伏一样,左翼电影也塑造了一个“与时俱进”的“新女性”谱系：从反压抑的职业“新女性”到“非性化”的工农“新女性”,再从“反潮流”的革命“新女性”到失落的底层“新女性”,其女性想象在完成一个历史循环之后,又回到起点。左翼电影的“新女性”镜像是游荡于后革命中国的历史幽灵,构成了批判商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女性形象生产的文化资源。     

论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语境

陕北秧歌是植根于乡土世界与民众精神之中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民间文化形式之一。20世纪40年代,这一传统民间文化形式被发现并纳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文艺建构与发展的全新轨辙。中国左翼革命对＂民间＂的发现以及借助对传统民俗活动的挖掘与利用来建构其文化新秩序的策略实施,使借鉴民间传统秧歌的表演形式而创造的新秧歌有了发生的契机,新秧歌运动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得以展开。     

晚清旅美华人文学的美国形象和中国形象

文章通过对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李恩富《我的中国童年》、黄遵宪《逐客篇》以及佚名作者《苦社会》进行文本细读,梳理了晚清旅美华人文学想象美国（他者）和中国（自我）的几种模式：容闳自传中的美国和中国分别被建构为文明和落后的形象;李恩富自传中的美国和中国则分别被描述为纯粹的＂异＂和诗意传统的中国形象;在《逐客篇》和《苦社会》中,美国和中国则主要被表述为一个背信弃约的种族主义国家或苦难的中国形象。晚清旅美华人对＂他者＂和＂自我＂的文学想象,奠定了后来旅美华人文学想象美国和中国的几种模式。     

《八一宣言》、“新启蒙运动”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935年8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了《八一宣言》,倡议国内各党各派捐弃前嫌、一致抗日。呼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举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引发了全国性的救亡热潮。中共理论家陈伯达等人发动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以抗日救国为其表、以传播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里。陈伯迭们借助救亡大潮,掀起“左翼”思潮,而“左翼”思潮又与救亡大潮融为一体。大量的青年知识者,怀着救亡图存的目的选择了共产党。这对中共最终战胜国民党、夺取大陆政权,意义十分重大。     

论文学

文学是个非常古老的精神活动、精神形式,但人们对它既熟悉又陌生,熟知却未必真知。加上西方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文学的＂文化转向＂后,文学的疆界变得无限开阔,而其自身的界定也面临空前的危机。因此,对＂文学是什么＂的回答就成了一个迫切的学术问题。而此前的＂形象论＂、＂表现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观都存在着严重不足,故而需要另辟蹊径,再进行新的界定。新的结论是：从其本源上看,文学是一种高级的魅态文化形式;从其历史面貌上看,文学是个历史性的家族,表现为文学观、特征论、形式定位、流派形态,同时还呈现为杂化和纯化的周期性变奏;从本质的抽象定义看,文学则是象征性的语言艺术,它不以科学和实用为目的,而以想象性超越和诗性的解放为旨归。中国当代文学的致命危机就是＂象征性＂传统谱系的断裂。     

论《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文化承继关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作为古典文学的终点,《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两者之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承继关系。首先,《红楼梦》伤时骂世,《狂人日记》感时忧国,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士人精神。其次,《红楼梦》第一次把＂情＂提高到形而上学的水平,以＂女儿＂作为理想世界的中心,对传统文化发起天翻地覆的革命;《狂人日记》则弃绝传统文化,渴望以＂新文化＂战胜＂旧文化＂,把＂孩子＂看作＂新文化＂的希望。最后,《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徘徊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前者进行精神探索,后者开始勇猛呐喊,孤独与分裂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边缘化”现象及张爱玲小说的价值观

当我们对中国新文学史作一番匆匆的巡礼时,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触目且不争的事实——那些在文学史上最具才华、最有贡献、最负盛名的作家,均属游离于传统主流文化和当时主流政治之外的“边缘人物”。他们正是以其边缘的处境、边缘的立场、边缘的视角和边缘的价值。完成了进入主流文学和主流文化的历史使命。本文以张爱玲为例,试图阐明“边缘化”与文学成就乃至文化成就的因果关系及其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民粹话语与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塑造

民粹主义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重要标识,其构成远承中国传统的民本论思想,近受俄国民粹派运动的影响。在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中,民粹主义不仅是革命实践中进行社会动员的情感元素,而且是文化建构中不断趋向大众、走向民间的思想资源。左翼知识分子在言说方式和言说姿态上呈示出了借重民间形式、靠拢民众情感、皈依乡土道德的文化品格。     

《扶桑》——文化夹缝中的身份与Fantasy

《扶桑》体现了移民身份带给严歌苓的文化身份认同焦虑,及由此引起的对Fantasy的关注和书写。面对身份的焦虑和困惑,身处边缘的严歌苓放弃了在两种文化中寻找一个绝对的归属,进而选择寄居于文学这个超越文化藩篱的归属,并以她独具风格的写作,将个体、民族特质融合在文化属性和文化身份的寻找中。边缘的身份会引起对异质文化各种经不起现实考验的Fantasy。严歌苓运用新移民文学的创作验证、思考这些Fantasy和Fantasy破灭后对现实的回归。     

儒家文化对两岸大学生家庭伦理观的影响分析

海峡两岸虽然文化上一脉相承,但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不同阶段,社会规范意识与文化发展都出现了差别。笔者通过儒家文化与家风相关内容设计问卷和采取采访学者等调研方式,分析了两岸家风和对儒家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的现状和成因,提出了儒家文化对当代大学生＂家风＂认知的指引和对当代家长＂家风＂教育的指导作用。     

“弱者的宣言”——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一种读法

北美新移民文学作为新移民文学中的重要一支,有着较为独特的文学叙事上的特征,具体体现为对北美新移民生存压力、语言隔阂、文化差异等诸多问题的演绎。在如何摆脱与超越弱者身份的叙事方式方面,北美新移民作家们有着自己不同的选择。这里面既有曹桂林、周励等早期作品中的那种对自我弱者身份的带有夸饰性的想象超越,也有如阎真、少君等用＂独立个体＂的自我表述将＂弱者＂身份的无形化解,更有严歌苓小说中所表达出的＂弱势对强势的慷慨的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