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黛茜·密勒》两个译本比较谈“形离”与“神离”

传统译论认为,译者只是原作品的仆人,强调对原文的亦步亦趋,除了所用语言不同之外,译作最好能与原作在其它方面都相等.但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百分之百的文字转换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文学翻译当中,译者应该做到形离而神不离,从而做到对原作者和读者的深层次忠实.     

优秀翻译文学的检验标准

翻译文学的实践过程既涉及到翻译,又和文学密切相关,而优秀的翻译文学又是翻译文学中的典范。因此,对于优秀的翻译文学检验标准的讨论可以从翻译和文学的层面展开。优秀的翻译文学应符合＂忠实＂的标准,忠实于原作的文化内涵和精髓,又要检验其在译入语环境中的接受和影响。     

重释翻译的忠实性原则——从接受美学看文学翻译

忠实性是传统翻译理论一直遵循的原则之一。然而,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审视文学翻译,文本的召唤结构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阈等理论都使这一原则受到了挑战。从接受美学视角分析文学翻译中忠实标准的局限性,可以看到,应该在忠实于原文的基本框架下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文学翻译探究

翻译讲究“信”、“达”、“雅”,不同文体的翻译有其各自的翻译标准及策略。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必须遵循忠实、通顺,真实地反映原作的艺术现实的艺术性原则及符合译作的本民族的语言习惯的原则等。因此就要探讨文学翻译的标准、模式及策略。     

文学翻译管见

文学翻译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是对原作的介绍和再创作，是对外国文学原作的艺术加工，它和非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不同。文学翻译的标准是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力求使译文通顺，使译作能最大限度地传达出原作的风格。文学翻译是一个理解和表达的过程．理解和表达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密切相关。文学翻译的译者要有深厚的语言功底、丰富的文化修养和敬业精神。     

浅析文学翻译中的“神似”

中英文产生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及文化传统等各不相同,因此在汉语和英语互译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可译的情况,特别是在两种语言的文学翻译中这种现象就更为明显。在翻译实践中,严复的“信”、“达”、“雅”翻译三标准一直是译者们信奉的标准,然而在文学翻译中存在太多“不可译”的现象,如果盲目地遵循严复的翻译标准,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就会变得举步维艰。在英汉互译时,文学作品中诸多不可译现象的存在说明绝对“忠实”的文学翻译是不可能的,“神似”翻译理念为译者们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在文学翻译中做到传神、达到“神似”才是译者们应该遵循的真正标准。     

谈翻译中的忠实性

"信、达、雅"是严复在19世纪提出的翻译标准.这是一直以来大家用得比较多的三个标准.在这三个标准中,"信"即是"忠实于原文".很明显,"忠实"是这三个标准中最重要的一个.由于各种语言都有其特殊形式及不同的词汇与语言结构,并反映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好的译文应该同时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思想、风格和形式.然而,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我们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忠实于原文并不是逐字翻译,我们应该考虑以下这些因素:习语翻译、因有限的种类导致的错误的忠实,以及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类别.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修辞手法.只要我们在翻译中注意这些原则,我们就可以把读者完全地带入原文所表达的意境中,从而在真正意义上达到忠实于原文.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探究——以庞德的诗歌翻译为例

在传统翻译观中,“忠实”一直被认为是最高标准,然而绝对的忠实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叛逆在翻译中普遍存在,在文学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文学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在明确了创造性叛逆的涵义及其必要性的基础上,以庞德的翻译思想及其译作的影响为个案,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对于推动目标语文学的发展以及推广源语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忠实与叛逆的关系应该在准确并全面理解“忠实性”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定位。     

从《简爱》的多种译本比较再谈文学翻译的忠实与叛逆

在文学翻译这一再创造的过程中,为了更准确地再现原著的风格和内容,为了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忠实,应该在充分理解原文作者的创作意图的基础上,在语言形式上有所改动和添加,这种改动和添加是形式上的“叛逆”却是意义上的“忠实”。以《简爱》的三个中译本的比较为基础,探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忠实与叛逆。     

个人审美与时代诉求的强力结合：论冰心的文学翻译

人们在研究冰心文学创作的时候往往轻视其丰富的文学翻译成就。本文首先梳理了冰心翻译文学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冰心的翻译文学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选材标准。她早期多根据自我的审美偏好来选择翻译原本,后来则主要受时代风尚的影响翻译有爱国热情及友好国家的作品,表明“赞助人”系统对冰心文学翻译活动产生了“规定性”影响。最后论述了冰心的文学翻译主张：翻译应该直接面对原文而不能转译,读者的接受能力为潜在的翻译标准,进而指出诗歌因为具有很强的音乐性而难以翻译。由此彰显出冰心文学翻译的特色及历史地位。     

有心栽花，还是无意插柳——文学翻译目的管窥

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翻译行为,文学翻译也不例外,所有文学翻译作品都是具有一定目的性的文学翻译行为的结果。然文学翻译目的本身也受到发起人、赞助商、译者、目的语文本读者、译者和原作者以及意识形态和翻译诗学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文学翻译目的的形成不是参与该翻译活动各方意图的简单叠加,而是各方意图不断操控、博弈和妥协的结果。翻译目的对文学翻译的影响贯穿文学翻译的整个过程,即从翻译的选材到翻译标准与策略的确定和翻译方法及技巧的选用。认识并正确处理好翻译目的与文学翻译的关系,有助于回答文学翻译中忠实与创造、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众多争而未决的问题,亦将有利于翻译文学的健康发展。     

论“雅”在文学翻译中的必要性

"信达雅"自提出以来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不断受到批评和指责,尤其是其中的"雅"字首先受到非议。有的人提出"雅"是多余的,不应该作为评价文学翻译的标准。本文指出"雅"在文学翻译活动中是很有必要的,不应该去掉,并对此观点进行了解析。本文分别从"信""达""雅"三者之间关系与文学翻译的特点这两个角度分析"雅"作为翻译标准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董秋斯文学翻译思想研究

董秋斯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曾提出许多见解独到内涵深刻的思想观点,比如:忠实于原作是文学翻译的唯一标准;直译是文学翻译的主要方法;立足本土,借鉴西方建设我国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文学翻译的过程必须是再创造;译者修养是判断间接翻译和直接翻译二者优劣高下的重要尺度;文学作品的可译性是一个相对的命题。通过对董秋斯翻译思想的爬梳和研究,不难发现其翻译思想虽不具备完整的理论形态,却已有了相当的体系性和科学性。     

对翻译定义、原则和标准的再思考

本文结合种种翻译现实活动,对曾有的一些典型的翻译的定义、原则和标准进行简要分析,指出它们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提出:能包容一切语际翻译现象的翻译定义应该是:根据特定的目的,把一种语言的话语行为或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话语行为或文本,而不能给予更多的描述和限定。文本翻译的原则和标准是一个以忠实和对等为核心的动态多元体系,其中“忠实”和“对等”随着翻译的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而变化,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忠实和不同层次的对等。     

对翻译研究中"文学倾向性"的分析和思考

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应区别加以对待,而不应把文学翻译的标准套用到一切文体的翻译中. 我国的翻译研究中也一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学倾向性",造成这种现象,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翻译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应重视非文学翻译尤其是科技翻译的研究.     

文学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

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忠实”与“叛逆”现象一直是译者的困扰。实际上,“忠实”与“叛逆”并非僵硬的二元对立,在众多的传统或现代的翻译标准前,将“忠实”与“叛逆”有机地融合于文学翻译实践中才是译者合理的选择。     

目的论视角下非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目标是整个翻译活动的关键,译者可以根据译文预期要达到的目标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从而摆脱了传统的“绝对忠实”的翻译标准的束缚。笔者通过研究中文材料的非文学翻译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应根据目标语文本的要求和目标语读者的期望积极发挥其主体性,提高翻译质量,促进跨文化交流,并强化译者的主体性地位。     

文学翻译是语言等值转换和再创造的统一

文学翻译应该以等值为标准,尽可能再现原作的面貌与神韵.但再创性翻译是不可译和难译性的存在对翻译提出的必然要求.同时,翻译的本质又对再创造的程度和范围给以限制.这是众多翻译理论家的共识,也已为翻译实践所证实.     

中西翻译标准演变史

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得以进行的依据.从西方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和中国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的提出以来,中西翻译理论家们对于翻译标准的探讨一直在进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而至今尚无定论.通过对翻译标准的演变进行历时的描述性研究,发现翻译标准经历了从散论到系统、从感性到理性、从一元到多元的演变.当代翻译理论家们就翻译标准似乎已达成共识:翻译标准是一个以忠实和对等为核心的动态多元体系,忠实的程度和对等的层次随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的不同而各异.     

论创造性叛逆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翻译是一项涉及很多因素的复杂的活动，传统译论对忠实性原则的遵循使译者总是处于“忠实”与“叛逆”两难的境地。“创造性叛逆”让我们从更广的层面思考翻译的本质和特征。文章从接受美学及跨文化交流等方面来论证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及其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