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视角下的学校“双减”政策治理:现状调查与制度改进

以“‘双减’政策下的教师工作状态”为主题,对浙江省部分中小学教师开展的调研,呈现了教师对“双减”政策的认知、行为、困惑等三个维度的结论:宣传到位,教师对“双减”政策的整体认同较高;组织有序,教师落实“双减”政策的行动较积极;制度不健全,教师执行“双减”政策存在障碍。从学校治理的角度看,要真正消除教师对“双减”的消极情绪和现实困惑,就要从政策治理优化的角度建构支撑“双减”的相应制度体系,包括完善教师激励的保障制度、建构专业发展的支持制度、设计多方参与的协同制度等。     

“双减”政策：深层逻辑、现实挑战与治理之道

基础教育阶段,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亟待解决,新时期出台的“双减”政策是我国针对基础教育中多年存在的顽疾打出的一记重拳,“双减”政策的逻辑体现在回归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反对内卷化竞争以及促进教育公平,“双减”政策在直指教育顽疾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现实挑战：一是教育公平面临压力,二是标本兼治尚待努力,三是政策落实有待加强,四是家长因对政策不解而形成新的焦虑。为顺利推进“双减”政策的实施,应在战略层面做到保障公平性条件、促进教育公共性构建;在主体层面做到多方协同合作,齐抓共管推进政策落地;在制度层面做到认清“标”与“本”,实现“标”“本”兼治;在路径层面做到积极探索,为落实政策保驾护航。     

“双减”政策减负成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双减”政策被赋予减负厚望。通过对三个省会城市“双减”政策实施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小学阶段整体减负成效较好,初中学段减负效果不甚理想,且减负成效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政策执行过程理论认为政策文本(制度安排)、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环境等四个关键要素影响执行成效。根据政策执行过程理论,可以发现制度安排的有限性、区域教育生态环境的竞争性、政府较弱的公共服务偏好、教师认可度低与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是制约“双减”政策减负成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提升减负成效,宏观上须破解教育系统中的结构性障碍,建设服务型政府;中观上须改革现有教育绩效考核制度和改善区域教育生态,缓解教育竞争压力;微观上赋权教师,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政策执行反馈机制,增强政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双减”政策执行的阶段性特点及问题分析——基于对X省四组关键利益相关群体的调查

“双减”政策执行涉及多方利益相关群体,其过程远非监测数据所能表征,亟须加强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但是已有文献总量少且以理论探讨居多。通过选取X省作为调查对象,聚焦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及义务教育段中小学校长、教师、家长等四组关键利益相关群体在“双减”政策执行中的行为及行为逻辑,组织问卷调查并收集有效问卷共计182404份。同时,组织7场专题座谈会,实地走访调研3个城市11所城、乡中小学校。调查发现,当前阶段的“双减”政策执行呈现出强政治势能推动、执行过程高度技术化、阶段性成效显著等特点,还存在适应新要求的师资缺乏、教育观念仍未转变到位、部分政策在执行中与实际脱节等问题。建议从现实条件出发,在师资配备、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教育评价机制和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四个方面进行调整优化。     

“双减”政策下课堂教学的“变”与“不变”

“双减”政策聚焦学校主阵地,旨在通过高质量课堂的建构,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积极向好的教育生态背后,是“双减”政策实施以来课堂教学的逻辑转换,即教师教学观念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教学内容从“惰性知识”转向“价值性知识”、教学过程从“以教促学”转向“以学定教”、教学评价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与此同时,学校办学中好的经验也不断传承,表现为“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立场矢志不渝,践行教材“教学性”的逻辑永不停止,走强调“学业质量”的道路坚定不移。为保障“双减”政策有效落实,需明确基础教育定位,奠定“双减”赋能前提;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把握“双减”重点理念;落实教育评价改革,聚焦“双减”推进关键;加强教育制度建设,保障“双减”切实着陆。     

“双减”背景下的初中数学课堂教学策略研究

“双减”是国家层面提出的教育目标,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文章认为“,双减”背景下的初中数学教学应当从认知与情感两个角度去着力,然后以相关的作业作为深化与巩固学生学习动机与成就感的载体.     

博士生教育分流退出制度优化策略

“分流退出制度”作为一项复杂、系统而又影响广泛的博士生教育重要制度构成,直接影响并作用于博士生教育的质量、水平和声誉。根据“史密斯模型”的分析框架发现,我国博士生教育“分流退出制度”存在政策文件的内容表述与操作规范“模糊”、实施高校的规章立制与执行落实“走形”、博士生和导师的价值认知与责任意识“匮乏”、社会认识与公共理念的支持氛围“缺失”等现实问题。博士生教育分流退出制度的政策执行与制度落实,受制于政策内容供给碎片化、相关责任主体难协调、政策落实理念难整合、政策执行方式不适配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必须优化政策制度的科学设计,强化分流退出制度的操作执行;改善实施院校的落实执行,建立健全分流退出制度的运行机制;提高师生主体的理念认识,增强对分流退出制度的认可参与;加强向社会环境的理念宣传,塑造分流退出制度的适应生态,等等,以此改进并完善博士生教育“分流退出制度”的规范落实与全面推广。     

从三重维度厘清“课程思政”的教育逻辑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校质量变革、内涵式发展的现实之需,是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的重构,体现了全面发展的高等教育观。文章从“教育本质、价值、实践”三重维度分析“课程思政”的理论逻辑、生成逻辑和实践逻辑,厘清“课程思政”的理论科学性、价值多元性及现实针对性,并从实践基础、实践要求、实践保障三个方面探讨“课程思政”的生成路径。     

“马-萨模式”视域下“双减”政策执行制约因素及纾解路径——基于东中西部6省30个县(市、区)的调查

“双减”政策是撬动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杠杆，对构建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新格局具有引领作用。利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马兹曼尼安-萨巴蒂尔政策执行模式，结合6省30个县(市、区)调查数据，可以看到“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制约因素：从政策问题的可处理维度看，“减负”衍生的新兴问题复杂多样，相关利益主体的需求不同且行为调适幅度较大；从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维度看，“双减”政策资源碎片化和低流动性问题凸显，政策执行受制于城乡和学段差异，执行监督机制“增能”不足；从政策系统外部的制约因素看，应试导向、教育评估桎梏及网络负面舆论的消极影响等长期存在。为纾解“双减”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应构建家校社三重空间协同的育人生态、完善政策资源整合机制、落实政策执行的差异化准则、提高政策执行的监管水平、促进“达标+增值”的评价改革、优化政策执行的舆论空间。     

执行“双减”政策的教师之维：限度及超越

教师是执行“双减”政策的关键主体。从有限理性,政策执行中利益相关者博弈的角度,分析了教师执行“双减”政策的限度及其根源。基于教师主体性,提出了超越该限度的可行路径：一是加强政策学习与理解;二是提升课堂教学有效性;三是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四是增进家长合作与信任;五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六是积极促进情绪调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长仍需要持续给予教师支持和协助,助力其更好地发挥执行“双减”政策的关键主体作用。     

职业教育“三教”改革的制度逻辑、行动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组织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

职业教育“三教”改革具有深刻的内外动因,关键在于实现“理实双元”向“职业行动”导向制度逻辑转变,构建具有类型特征的教育教学制度,并重构“三教”秩序。然而,职业教育“三教”改革还面临着路径依赖惯性较强、文化认知思维定势、政策工具不够充分等行动困境。教育变革的关键在于教育制度重构,而制度与组织环境又是协同进化的。对此,应基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规律,以价值共同体为导向重构“三教”改革组织场域;基于规则、规范和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的合法性机制,加快“三教”改革制度变迁;基于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路径及机制,丰富“三教”改革政策工具,优化职业教育“三教”改革路径。     

职业教育赋能“双减”的基本逻辑、多层意蕴与政策响应

职业教育发展与“双减”政策的逻辑关联表现在教育一致性、政治互补性、文化相依性等方面，因此职业教育是推动“双减”改革的重要力量。而职业教育赋能“双减”具有多层意蕴，体现为观念层面增进职业教育功能认识、环境层面缓解普职分流社会焦虑、目标层面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技术层面凸显课后服务职教优势。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双减”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一是推进职业启蒙，改善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二是完善职普融通制度，缓解普职分流社会焦虑；三是提高职教办学水平，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四是整合职教优势资源，助力普通学校课后服务。     

“双减”政策实施中家长协同意愿调查分析及其对策建议——基于湖南省15366位中小学家长的调研

“双减”政策提出要把学校、社会、家庭等各方力量整合起来,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的建设。因此,家长对“双减”政策实施的协同意愿将直接影响“双减”政策是否能长续推行。文章通过问卷对湖南省部分地区家长展开调研,发现家长对“双减”政策认知水平偏低,政策实施满意程度不高,“双减”背景下教育焦虑情绪不降反升,甚至有的家长主动为学生“增负”。为促进“双减”更好落地,应提高家长的家校共育意识,学校教育提质增效,家长教育期待回归理性。     

新发展阶段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体系重构的政策诱因

新发展阶段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受乡村振兴、教育协同、新型城镇化以及“双减”政策执行等义务教育体系内外重大政策的影响和引领。其中,乡村振兴是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体系优化的新定位,教育协同是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主体间横向互动的新内涵,新型城镇化是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体系优化的新动能,“双减”政策执行是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体系重构的新需要。只有厘清这些义务教育体系重大教育政策的执行需求,才能找到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体系优化的路径,从而更好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农村义务教育治理能力。     

语文要素的辨析、梳理与教学

语文要素基于各个要素自身逻辑与学生认知规律两个层面进行编排,是统编教材的特点之一。语文要素要义的把握要从它的语言本义、教育意图、内容范畴三个维度着手,需从教师、教学、评价三个方面落实。     

城市家长“双减”政策认知调查与引导

作为“双减”政策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家长的“双减”政策认知是政策实施顺利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对20位城市中小学生家长进行深度访谈,经编码分析后发现,城市家长“双减”政策认知存在偏差,满意度较低,且教育焦虑扩散蔓延,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行为反应问题。上述认知问题可归因为个体、环境和行为三个层面。应对这些问题,首先,转变传统的考试观念,淡化功利性教育目标;其次,深化普职融通的人才培养改革;最后,提升家校沟通质量,厚植家校共育文化。     

我国老年教育政策的演变及逻辑理路 ——基于1978—2021年政策文本的质性分析

以1978—2021年老年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分析方法,考察了40年来老年教育政策演变逻辑及其核心关注点。从政策文本中生成了“三维七要素”的老年教育建设框架,分别为价值维度、任务维度和保障维度,包括目标价值、资源供给、质量提升、管理体制、队伍建设、办学经费和氛围营造七个要素。研究发现,我国老年教育政策话语对老年教育发展的关注以明确政策任务为主,重点强调扩大资源供给,其次为提高教育质量。重视保障性措施,尤其偏重管理体制改革,而队伍建设和办学经费所占权重相对较小。基于此,建议各级各类老年教育政策从“强制和模仿”关系转向“学习和竞争”关系;政策价值导向应重申“价值理性”,同时兼顾“工具理性”;政策任务分配从“零星分散”转向“统筹协调”;政策保障从“多头管理”转向“明晰责权”,从偏重“直接控制”转向“软硬兼施”。     

教育起跑线：理论澄清与实践选择

“教育起跑线说”符合现实逻辑,不能对其简单否定。教育起跑线的实践理性包括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两个维度。其中,科学理性强调教育竞争具有适度性、儿童成长具有起点差异性和自然节律性;价值理性强调对儿童和人内在的关怀,重视童年期教育生活品质的提升,以及对人的身体、心灵和灵魂的全面关照,并开展丰裕的教育。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一起论证了“教育起跑线说”的虚妄,但要一步到位地摆脱教育起跑线说负面的实践影响却难以达成。改革教育评价体系等制度供给,进行更有力的其他教育资源投入,可以为践行教育实践理性打下基础。     

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化 ——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

探索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化,对改革的健康发展及有序推进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家层面相关政策的鼓励以及现实层面改革试点的实践,都为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但是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发现改革面临规制性层面法律制度的缺失与模糊、规范性层面配套标准的滞后与不足、文化—认知性层面价值追求的离散与冲突等制度化困境,究其根源在于"单一所有制办学"制度逻辑与"混合所有制办学"制度逻辑的冲突与博弈.因此,推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走向制度化,首先要通过规制性、规范性以及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的重构来突破制度环境的制约,然后建构新兴制度逻辑的"合法性",实现制度逻辑的转变.     

教育政策文本分析的诠释学路径及其价值意蕴

诠释的旨趣在于更好地理解与解释,将政策视为文本形成了政策研究方法论的诠释取向,探究政策文本的诠释学分析路径是发挥诠释学方法在政策研究中应用价值的必然要求。基于诠释学理论的演进历程提炼出“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诠释学分析要素,结合政策特质以“政策制定者”“政策文本”“政策受众”为三个支点建立教育政策文本的诠释学分析框架,并提出从教育政策制定者行动理解文本意义、从教育政策受众行动阐释文本意义的两条分析路径,进而选取我国《规划纲要》与“双减”等政策文件进行应用分析。研究表明,将诠释学方法引入教育政策研究,不仅可以探明教育政策意义的传递逻辑,揭示阻碍教育政策共识达成的原因,还可以实现对教育政策意义的深入理解,促进教育政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