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享乐主义在晚近文学中的表现与影响

本文暂定八十年代未以来文学为晚近文学，认为其与此时民众意识中的享乐主义不无关系。王朔与苏童在表现此种世风时各具“破旧”与“立新”的深刻意义。享乐主义直接或间接表现于晚近文学中，成为晚近文学的特点，并使文学的社会地位，表现内容与手法发生了变化，影响所至，负面大过正面，引起理想、道德等流失，对此不同作了有不同反应，因此当前文学衰颓之势是必然的，虽然人们仍然在不断的尝试、突围。     

兽性文学的尴尬

自从"五四"发现了"人"以后,文学应成为"人"学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回顾世纪文学的发展历程,人们不仅感到文学在表现人"性"时存在着某种偏差。文学对人"性"的展示,历来重于人性,轻于兽性;张扬人性,压制兽性。兽性在文学中的地位十分尴尬。     

走向自觉: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的可能与必然

文学的发展有自身规律,它时而受时代和社会历史的紧密制约,文学成为全社会人们心理和情绪的喷发口,新时期之初众口相谈同一部作品的情景是最典型的例证.时而文学对形式和艺术技巧的探索成为主旋,它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的成分上取决于艺术的成熟和拓展.例如,魏晋时代的文学的自觉,就表现为人们更加认识到文学的审美本性,范晔的“情志既动,篇辞为贵”的说法既可见对艺术本性追求的自觉.马克思经典作家也曾从唯物史观来论及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恩格斯在《致施米特》中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同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学和法一样,也有自己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内在规律,而文学的自觉就是它要按照它自身规律运作.     

文字≠文学语言

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文字就是文学语言。所谓文学就是“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文学是艺术地表现思想和感情的文字”等说法说的也都是这个观念。     

音乐与文学的一致性

音乐与文学从表面上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艺类型,音乐通过音响的组合达到表现的目的,而文学则通过语言的手段达到表现的目的。但是,语言与音响在表现形态上又有某种一致性,它们都是通过声音展示出来的。尽管音乐的声音与文学的声音有如此的不同,人们还是试图把音乐当作一种语言的艺术来看待。     

试论魏晋文人挽歌诗及“死亡”主题

魏晋诗坛上曾出现了大量直接以“死亡”为主题的挽歌诗。魏晋文人们所以能突破传统挽歌的表达方式而使挽歌成为个体抒情的特定文学样式，有时代思潮影响和文学观念发展的双重缘由。而且，“死亡”主题在魏晋具体各个时期文人挽歌诗中又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它展示着不同时代文人不同的生命观和诗歌的精神实质     

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政治意识的表现形态

法国大革命以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成为法国作家们的一种普遍心态。法国作家们的政治情结和政治意识不仅表现为具体的政治行动,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里。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深刻地反映了法国的社会政治问题,成为广为人们称道的伟大精神遗产。     

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重庆文学

在巴蜀文学一体化的语境中,重庆文学的特殊性被认为只是四川文学中的一个局部问题。但是当历史出现新的契机,重庆从行政区划上脱离四川再次成为直辖市,人们开始注意到,重庆文学在20世纪中图文学版图中有其不可忽略的一席之地。现代重庆文学的发生与重庆作为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有着密切的联系。30年代以来的抗战军兴促使现代重庆文学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形成第一次有相当规模的发展高潮。但此后重庆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形象较为暗淡,只有50年代中后期一批表现西南内陆生活的诗人群和长篇小说《红岩》较为引人注目。新时期以来重庆文学形成又一次高潮,突出表现在诗歌创作及对国统区大后方文学资源的重新发掘等方面。但重庆文学尚未有效确立自己的主体性,重庆文学的特殊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音乐与文学的一致性

音乐与文学从表面上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艺类型,音乐通过音响的组合达到表现的目的,而文学则通过语言的手段达到表现的目的。但是,语言与音响在表现形态上又有某种一致性,它们都是通过声音展示出来的。尽管音乐的声音与文学的声音有如此的不同,人们还是试图把音乐当作一种语言的艺术来看待。     

忠厚严肃的审父意识——重读朱自清的散文

审父意识是当代社会学、文化学理论中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它指的是人们对社会传统和文化因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父性品格作出强烈的审察和反思。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一度热热闹闹的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便是以审父意识作为主题的,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     

浙东士子的“碧血情怀”——鲁迅与巴蜀传统文化之关系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一支,并以其显著的内涵和特点闻名于世。鲁迅对巴蜀传统文化给予过强烈的关注,对史籍《蜀碧》、蜀籍文史专家的推崇,对巴蜀文学的历代辉煌的由衷感叹,与历代蜀人的心灵共鸣,对巴山蜀水的喜爱,对巴蜀人文情怀的赞叹,影响着鲁迅思想的形成和生活、创作的方方面面,同时鲁迅对巴蜀传统文化的评述和解构也为现代巴蜀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浅析阿依特斯文化特性

阿依特斯是哈萨克族古老的民间文学形态之一,具有鲜明的文学性、音乐性、即兴性文化特征和广泛的群众性特色。阿依特斯文化已经渗透到哈萨克人社会生活的细部,渗透到每一个哈萨克人血液之中,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论文学

文学是个非常古老的精神活动、精神形式,但人们对它既熟悉又陌生,熟知却未必真知。加上西方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文学的＂文化转向＂后,文学的疆界变得无限开阔,而其自身的界定也面临空前的危机。因此,对＂文学是什么＂的回答就成了一个迫切的学术问题。而此前的＂形象论＂、＂表现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观都存在着严重不足,故而需要另辟蹊径,再进行新的界定。新的结论是：从其本源上看,文学是一种高级的魅态文化形式;从其历史面貌上看,文学是个历史性的家族,表现为文学观、特征论、形式定位、流派形态,同时还呈现为杂化和纯化的周期性变奏;从本质的抽象定义看,文学则是象征性的语言艺术,它不以科学和实用为目的,而以想象性超越和诗性的解放为旨归。中国当代文学的致命危机就是＂象征性＂传统谱系的断裂。     

新世纪文学家的失约与失信

文学作为一种话语权,最早被视为神意的表达,因此文学家的委托人是神。启蒙主义兴起之后,文学是民意的表达,因此文学家的委托人是人民,文学成为文学家与人民之间的一种契约。但是由于委托人的身份不明和在权力转赠过程中的被遗忘造成了委托人的死亡,致使新世纪文学家将话语权向政治、金钱、自身寻租,从而造成了文学家对人民的失约。文学家的失约导致了失信,使文学面临着遭公众讨伐的厄运,也造成了文学日益边缘化的现实,新世纪文学只有依托守约的文学家才能改变这种现状。     

论《忒修斯》的叙事特点

在结构主义思潮下产生的西方当代叙事理论和文学符号学,把文学作品当作独立于作者的客观对象来研究。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中篇小说《忒修斯》,通过内叙述者和零聚焦的叙述机制,在现实和神话世界之间建立了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通道。小说对高度编码化的忒修斯神话进行了多处改写,将神话人物转化为新的文学符号。     

《哈利·波特》的成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启示

《哈利·波特》是一个经典,他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唤醒所有人尘封已久的想象力和阅读的兴趣,从而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他着迷。而《哈利·波特》成功的秘密,不仅在于作者的大胆的想象;还在于她让真实的世界和魔法世界之间的转化显得如此真实;在于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在于作品的深层的思想内涵、丰富的人物情感。一部作品带给人的不能只是吸引,还应该有思考和感动。《哈利·波特》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种商品和文化。这对打破中国儿童文学狭隘的题材视野和单一的表现手法,起到启示作用。并为这个时代的儿童文学和奇幻文学竖起了一面旗帜,流行并且经典。     

试论韩少功作品的启蒙境界

在纷乱芜杂的文学生态环境中,韩少功一直是新时期文坛上活跃的作家,他坚守着形而上的探索,成为当代文学场域中鲜明的精神标志之一。他的思考不断追随新时期文学思潮,创作思维和理念不断翻新。通过审视纷繁复杂甚至光怪陆离的世界,作品呈现出冷静的叙事、理性的批判的特色。诚挚投入的生活态度形成了他对人性独到、热情又客观的理解,理性认知使他对现实生活持有必要的警惕,形成了他充满矛盾又异常清晰、不断介入又随时自省反思的启蒙姿态。     

论唐代郡望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郡望指郡姓所出之地,兼具地缘、血缘属性,是构成家族门第的要素之一。唐世重门第,故俗重郡望,同时唐代亦崇文,尚郡望与尚文学的观念必然交互影响,彰显着唐代文学的士族化特征。重郡望观念对文学的影响不但体现在文本表达、文学思想等文学创作方面,也渗透到文人题名、文集编撰、文学集会、修谱立碑、干谒进文等各类文学活动中,在文人日常生活中有重要作用。     

壮族创世女神姆六甲到生育女神花婆的嬗变探析

在壮族的神话传说中,姆六甲是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女神。姆六甲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力地位,是神圣的创世女神。然而,随着壮族社会的发展,姆六甲的神格逐步下降。最终,嬗变为世俗空间的生育女神——花婆。花婆信仰在当下壮族民众的生活空间里依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人性与信仰的矛盾——论克洛德的悲剧意义

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于塑造丰富而复杂的人物形象并客观而准确地揭示社会演变的潜流,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作者通过克洛德的悲剧形象揭露了宗教禁欲主义的虚伪残忍,揭示了世俗的爱情必将消灭宗教禁欲制度的必然规律。克洛德不仅代表着他自身的性格和命运,他的悲剧折更射出人性的深刻与复杂,远远超出了他个人悲剧命运的范畴,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他对知识的由渴求到厌倦、对信仰的从坚守到背弃、他人性的由善良到扭曲、他对宿命的思索和反抗,使我们不得不反观自身的生存状态。因此,人性的泯灭与超越、道德的沦丧与坚守、灵魂的玷污与净化、信仰的缺失与重构,都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