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启蒙教育看《千家诗》

作为我国古代影响深远的蒙学教材,《千家诗》以其自然诗教特色发挥了文学启蒙教育的作用。本文从文学知识启蒙、情感熏陶、审美价值培养三个方面论述《千家诗》的诗教特色。并将结合儿童教育等理论阐述《千家诗》在选诗和编排体例上的科学性,人文性。     

“夜夜减清辉”“千里共婵娟”--《千家诗》意象英译研究

意象乃寓“意”之“象”,是诗歌的最小艺术单位。蒙学经典《千家诗》富含意象,文章以谢枋得主编的汉语版本及许渊冲先生的英译本《千家诗》（ Golden Treasury of Quatrains ＆Octaves）为研究对象,从意象分类着手,探寻许渊冲先生英译三类意象的方法,以期获得文化意象在英语中得以传递的启示。     

论《千家诗》的编辑体例

《千家诗》按春夏秋冬顺序分类编排的编辑体例在文体上继承了《文选》分体、分类、系时的编撰体例,在理念上主要来源于蒙学读物《初学记》"先天地,后君王、人事"的敬天,崇尚自然的分类思想,其诗选自然景物、人事等都体现了对自然的热爱和人本关怀,注重自然诗教,注重蒙学特征。     

在古风诗韵中熏染成长——《千家诗》教学初探

《千家诗》是中国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国学启蒙读物,所选作品大多堪称古诗中的经典,体现了中国古诗的格律美、意境美,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现实,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日益加快,人们愈来愈认识到集成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千家诗》正是一种适宜当下儿童学习的好教材。如何把它作为传统文化经典来启蒙小学生的文化素养?我探索把《千家诗》引入小学语文课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苟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苟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苟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苟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荀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荀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荀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荀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除儒家外，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主张焚毁；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主张废弃：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千家诗新释》献疑一则

石一丁先生《千家诗新释》(巴蜀书社1990年初版)注释简明,不负“千家”。暇时赏玩,偶见释文可疑者一处,略申鄙见。书中唐玄宗《幸蜀西至剑门》五言律,前三联写剑阁之险峻及銮舆度越情状。末联:“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注文有云:乘时,趁此时;嗟尔,赞叹;勒铭,刻石记功。史载后汉窦宪追击北匈奴,登燕然山,曾刻石以记功绩。这里用“勒铭才”称赞那些随侍在身旁的诸大臣,言下之意自己有可铭的功德。鄙意即以为末联是诗人感叹语,上句当用吴起对魏文侯“在德不在险”之典(详《战国策·魏策一》)叹惜古来乘时而起割据蜀中之辈恃险不恃德,句中略有…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怀客观基础。     

《千家诗》七言绝句校议

旧题宋谢枋得选、明王相重订的《千家诗》,作为一部童蒙读物,入选的都是唐、宋时代的近体诗,其中标明谢氏所选的两卷,上卷收七言绝句九十四首(今本或少录三首,为九十一首),下卷收七言律诗四十八首(后有两首明诗,恐为王相所补)。大约王相见所选只有七言而无五言,遂另选《五言千家诗》两卷补之,并各加简注,合刊为一。     

从《汉书·艺文志》称《诗》,看《诗》在西汉的传本

《汉书·艺文志》对《三家诗》和《毛诗》均有著录.通过对《三家诗》著录的考察,认为“故”和“传”分别为汉人不同的解《诗》经文的方式.又联系汉代人和清代人对“故”和“传”的解释,认为“故(故训)”是对《诗》经文属于文辞方面的解释;而“传”则是对《诗》经文属于内容方面的解释.就《毛诗》系统说,今所谓《毛传》,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故(故训)”;今所谓《毛序》,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传”.以此出发,揭示出西汉《诗》(特别是《毛诗》)传本的状况,并对纷争不休的《毛诗序》形成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视角.     

《李白集》中的苏轼诗－《上清宝鼎诗》作者考

现在通行的《李白集》中，一般在集后《诗文拾遗》或《集外诗文》中皆以宋代黄伯思《东观馀论》所记为据，录有《上清宝鼎诗》一首，作为李白之佚诗，对于此诗为真伪，除了王琦曾疑为“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外，后世皆未作深入讨论，而往往只是因袭王说，实际上，不仅《东观馀论》所记是错误的，王琦所疑也是没有根据的，这首诗的作者是有名可考的－在苏轼诗集中，它以《李白谪仙诗》为题，完整地保留着，考察这首诗在苏集中的著录及流传情况，可以确认其作者为苏轼。     

从"《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谈孔子的《诗》教观

上博简《孔子诗论》简一所载“《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的文字对孔子《诗）教具有重要意义，“乐”应为“《诗》乐”，“文”指“《诗）的文采”。“《诗》志”、“《诗》情”和“《诗）言”构成孔子《诗）教的三大核心内容。孔子籍《诗》培养个人的社会文化知识、情理涵养和辞令谈吐，由“志”——“情”——“言”的过程是君子以《诗》入学由浅至深、由内修至发外的过程。     

论以礼说《诗》与以诗说《诗》

以礼说《诗》为解释《诗经》中言礼之诗的必由之路。本文论述了以礼说《诗》、以诗说《诗》的道理，希望匡正数十年来治《诗》者讳言礼之弊     

《鹊巢》诗义辨析

关于《鹊巢》诗义，古哲今贤的解释大体有五种，即：《毛序》的“赞颂德化说”，姚际恒《诗经通论》的“女居男室说”，方玉润《诗经原始》的“婚礼告庙说”，程俊英《诗经注析》的“赞美新娘说”，郭晋稀先生《诗经蠡测》的“强盗抢婚说”。这五种说法在解释此诗前两句“鹊巢鸠占”寓言的比喻意义和后两句描写婚礼热闹场面的关系连接上，还都各有其不能自圆贯通的地方，因而是值得讨论商榷的。同时又从解决此诗前两句与后两句的连接关系入手，采取以《诗》证《诗》的方法，论述《鹊巢》是一首深切沉痛的弃妇诗。弃妇的丈夫遗弃前妻，并以百辆盛车的热闹场面迎娶新妇，造成新妇占居了旧妇位，恰如“鹊巢鸠占”。弃妇心生嫉恨，因作此诗。     

上博《论诗》竹简与《诗》的本质和编集

诗是抒情的。《诗经》原无定本。先秦人的“诗言志”和两汉人的《诗》“采”编说，都是大谬不然之论，并不符合先秦诗骚的创作实际和《诗经》本的编集实际。2000年8月公开的上博战国竹简《论诗》对此提出了新的佐证。     

从《凯风》蒙耻看《诗序》流弊

一、《诗经·凯风》篇的本义：是一篇儿子们未能尽力回报母亲养育深恩和期望而自愧自责的亲情诗。本为盛赞母爱的诗歌杰作。二、汉、宋经学的玷污。《诗序》等无端地诬蔑诗中母亲：“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欲去嫁也”。《诗序》流弊很大，一直危害到今。三、《诗序》谬说经久不破的儒家诗教、经学师法、家法等原因。四、《凯风》诗的正确古义，汉晋唐宋人多奉为“千古母仪”，朱熹后来也公开改变观点，对母亲发出“不胜凯风寒泉之思”     

《风》中情色——《诗经·国风》之"淫诗"论析

《诗三百》自汉代以来即被奉为经典，《诗经》之说沿用至今，然而其中却有大量离经叛道地表现男女情爱的作品，《国风》中，特别是《郑》《卫》诗中，此类作品尤多。前人文字对《诗》之情”，即爱情诗的论述很多；而对《诗》之“色”，即涉及性爱的作品研究尚有不足。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诗经》中表现男女性爱的部分作品，也就是以往评论者所谓“淫诗”，进行粗浅的赏析和评论。     

关于束皙《补亡诗》的思考

束皙《补亡诗》补《诗经》六首“有目无辞”之缺，列于《文选》各体诗之首，本文从“补亡诗”产生的原因入手，考察萧统将束皙《补亡诗》列于《文选》诗之首的原因，分析萧统对束氏作品的推崇，同时引入对束作的不同评价的解释，探讨《辛卜亡诗》的作者，思考与诗乐礼的关系。     

谈《庄子》中《诗》的体现

《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是先民思想的体现。儒家将《诗》列为经典，使后世人们常从儒学角度研究《诗》。实际上，《诗》产生于先秦，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常常出现《诗》的痕迹。道家的代表著作《庄子》无论在精神内涵上还是表现艺术上均可体现《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