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西晋诗歌艺术新变论

从＂渐为新变＂的泰始诗坛到＂勃尔复兴＂的太康、元康诗坛,最后到＂变创新体＂的永嘉诗坛,西晋诗歌艺术逐渐脱离了建安风骨之慷慨激越与正始文坛崇尚玄思的风尚,向结藻清英、繁缛绮靡、刻意追求形式技巧的形式主义风尚发展,形成了＂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文学特征。并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可谓＂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在中古诗歌发展史上开创了继往开来的诗歌艺术风尚。     

论嵇康诗歌中的玄学理想

受正始玄学的影响,嵇康的诗歌常常通过对自由仙境的描写来表现自己崇尚自由、企慕神仙、批判陈腐、超越现实的生活理想。     

借古讽今法在写作中的运用

借古讽今是一种经久弥新的写作手法,它产生的很早,兴盛于西晋,阮籍、嵇康、傅玄、陆机、潘岳、左思等人,把这种写作手法锤炼得非常成熟。     

借古讽今法在写作中的运用

借古讽今是一种经久弥新的写作手法,它产生的很早,兴盛于西晋,阮籍、嵇康、傅玄、陆机、潘岳、左思等人,把这种写作手法锤炼得非常成熟。高中语文教材中选收了许多成功运用借古讽今写法的名篇。贾谊的《过秦     

论嵇康、阮籍思想的歧异及其对诗风的影响

嵇康和阮籍是正始诗歌的代表,但两人诗风差异甚著。思想的歧异是形成嵇、阮诗歌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魏晋玄学背景下,嵇、阮思想歧异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这也影响了人们对正始诗歌的认识。本文通过具体分析,缕清嵇、阮思想的本原面貌,并由此深入地探讨了嵇、阮的思想歧异对其诗风差异的影响。     

《咏怀诗》所见证的酒狂人生

正始时期,司马氏掌权,司马氏与曹魏集团斗争,以杀戮手段清除异己,造成一种高压恐怖气氛,以慑服人心。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当时许多士大夫都采取避世自全的态度。本文从阮籍的代表作《咏怀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来解读阮籍的酒狂人生。     

魏晋玄学与正始诗歌

魏晋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玄风的兴起,导致士人文化心态的变异和一代诗人审美趋向和诗风的演变;审美以玄远、冲淡、达意为归趋、嵇康、阮籍诗风比较。     

论阮籍、嵇康诗歌的文化品格

阮籍、嵇康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他们的诗歌代表了“竹林七贤”最高的艺术成就,在文化品格上表现出三重性。其一是道教品格,以游仙诗表现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并掩饰自我思想上的痛苦;其二是儒学品格,表现为对儒学道德准则的遵循和具有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热情;其三是道家品格,对老庄思想的认同及追求生命的自然、全身避祸。三者交织,构成阮籍、嵇康诗歌文化品格的复杂性,从而造就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矛盾状态     

西晋诗风成因浅析

西晋是诗歌发展的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它独特的风貌.从文风上看,西晋文学较之建安和正始都有许多变化,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又和社会背景、文人的思想模式等因素有关.     

乱世之中唯我独醉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魏晋之交,曹魏篡汉、司马氏篡魏,动荡不安的社会处处弥漫着疯狂的黑暗气息。也正是在此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清俊潇洒的文士:他们崇尚老庄的道家思想,不拘于世俗的礼法规则;唾弃一切虚伪与专制,生活得放任而又旷达……他们就是“竹林七贤”。请记住这些名字: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这是最黑暗的年代,也是最光明的年代。在这七人之中,真正倜傥不群、富有个性,并在文学上取得了较大成就的是阮籍与嵇康;而阮籍更被历代文人推崇为“正始之音”的代表。当嵇康在刑场上以一曲荡气回肠的《广陵散》奏响历史的最强音时,不甘沉沦却又深感无奈的阮籍正徘徊于穷途,失声痛哭……不是每个人都有与时代一刀两断的勇气。长歌当哭,只能在痛定之后。     

魏晋玄学与招隐诗——“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嬗变简

魏晋玄学的一大主题就是讨论“名教”与“自然”关系,二者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魏初何晏、王弼主张的“名教出于自然”论;魏末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贤士所主张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晋初裴颇、郭象等主张的“名教即自然”论。在不同的阶段,“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不同,但是玄学家们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重建名教。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同时代招隐诗的创作,就经历了从“招隐诗”到“反招隐诗”的转变,其中“招隐诗”创作以陆机、左思、张载等人为代表,“反招隐诗”则以王康琚的《反招隐》最为著名,而招隐诗创作的变化也反映了玄学论题的变化。     

兴趣与音节：略谈严羽诗学中复古倾向的真谛及其影响

严羽《沧浪诗话》所言学诗＂妙悟＂的途径是＂熟参＂,即对历代诗歌作品反复地＂吟咏＂或＂讽咏＂,由此获得对汉魏晋盛唐诗歌＂高古本色＂的感性认识,而其＂高古本色＂内涵主要在于情感性（兴趣）和音乐性（音节）的统一。严羽关于诗歌＂吟咏情性＂的定义,即隐含＂感动激发人意＂的趣味和＂一唱三叹之音＂的音韵两方面。严羽《沧浪集》中大量拟古的作品为《沧浪诗话》的诗学旨趣提供了强有力的旁证。而在严羽诗学影响下的明代前后七子,其复古思潮也明显表现出恢复诗歌音乐性的倾向。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释意

《诗经》的毛传、郑笺、王逸的《楚辞章句》都注重解释作品中比兴手法的含意,为中国古典诗歌注释开创了释意的传统。宋代任渊《山谷诗集注》继承了上述传统,并克服了李善《文选注》＂释事忘义＂的缺点,结合作诗的背景,考证诗歌的本事,从而解释了黄庭坚诗歌中的典故与比兴意象的含意。作为＂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较早产生的作品,任渊重视释意的注释思维及其释意模式对宋代诗歌注释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吊屈原赋》先唐注秤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旬。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论宋金诗歌间的关系

金诗和宋诗的关系呈一种流动变化：金初期“借才异代”,以宋诗歌为根基;金中期,“国朝文派”崛起,金诗初具清劲有骨面目;金后期,诗坛主流,借宗唐以变宋;金亡前后,作为金诗顶峰的元好问又熔铸百家而自成一体。     

以“格调”为基准的“正声”追求——嘉靖以降明人对几种唐诗选本的解读

明人论诗常常会借助对唐诗选本的解读来表露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诗学取向。明代前期,人们更看重《唐音》;自李、何倡议复古之后,《唐诗品汇》及其精编本《唐诗正声》开始成为明人学唐的正宗读本,对诗坛风习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人正是通过对这两种选本的不断阐释,尝试以“格调”沟通“正声”,进一步确认与强化了复古派“格调”说,并对其加以反思和修正。     

李希圣与郑孝胥、陈三立交游考略

李希圣是晚清时＂晚唐诗派＂的代表,以诗歌神似李商隐而著称于近代诗坛;郑孝胥、陈三立同为＂同光体＂的代表诗人,而＂同光体＂是继＂湖湘派＂之后兴起的一个晚清诗坛的主流诗派。李希圣交游广泛,曾与郑孝胥、陈三立交往密切。因此考辨李希圣与郑孝胥、陈三立的交游情况,对廓清李希圣与近代诗坛的关系,以及了解其在近代诗坛的地位十分重要。     

正始文学与后正始文学

以高平陵事件为分界的正始时期和后正始时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因此，在两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正始学和后正始学，不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以何晏为代表的正始学，其成就虽比不上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学，也比不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后正始学，但它在学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并对两晋坛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有些影响可能是负面的。     

陆机天道思想的变化及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天道思想是陆机思想的重要内涵,从陆机的整个思想来看,其天道思想有明显的发展变化。以入洛为界陆机的天道思想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入洛前,受东吴阴阳变异的神学思想的影响,具有神学的性质,对诗歌的写作起消极的阻碍作用;人洛之后,在玄学思潮的影响和改造下,陆机的天道思想实现了玄学化的转变,对其诗歌创作及诗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