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詞聖典:至善中法兩位思想往哲王陽明和笛卡爾

中法兩個文化大國,對當代以至於對遥遠的未來的世界,將發揮他們無與倫比的偉大作用,而王陽明和笛卡爾兩個名字也將與日月同輝,永葆厥美.在這兩個名字上閃耀的是人類將永遠守護的一詞聖典——至善.引言愛因斯坦曾説過:"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對於科學家如此,對於哲學家更其如此.没有想象力的科學家,永遠執象而求,跳不出實驗室,也進不了形而上的殿堂.反是,但凡思維善於憑虚馭風的科學家,則往往由科學而哲學,成為了在思想風雲中特立獨行的人物.牛頓、萊布尼茲、笛卡爾、斯賓諾莎直至哲思峰巔的康德莫不皆然.     

林語堂與昊經熊信仰歷程之比較

一 林語堂(1895-1976)是中國現代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學者.昊經熊(1899-1986)是二十世紀中國享有世界聲譽的法學家、人文學者.二人是中國現代史上兩個著名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分別著有《從異教徒到基督徒》①與《超越東西方》,對自己的信仰歷程進行了詳細記述和深入剖析.林語堂出生在一個兩代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從小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又重新恢復了對基督教的信仰.     

陳寅恪學術生平的一個重要環節 1926-1929年期間的職業選擇

在陳寅恪的學術生涯中有兩個重要的環節,即1926-1929年期間工作單位的選择和1949-1950年問雖南下但不浮海的决策。上世紀20年代,在日益高漲的"整理國故"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下,國内紛紛成立國學研究機構。陳寅恪特殊的留學經歷、豐富的域外語文知識和用新方法整理國故的能力,被學術界青睞看重,各學術機構争相延聘,許以高薪。陳寅恪最終選擇了清華大學和中研院史語所,奠定了任教清華、兼職史語所,擁有兩個頂級學術機構學術資源的格局。1949年1月史語所遷臺、陳寅恪南下廣州任教前,陳寅恪擁有清華教授、史語所研究員的雙重身份,憑借清華、史語所優厚的科研條件,學術上勇猛精進,二十年裏取得的巨大成就與聲名影響,與他1926-1929年間工作單位的正確選擇密不可分。     

季羡林先生的學術發軔 對1935-1940年間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學所選課程的考察

本文依據留德學者季羡林(1911-2009,其中1935-1945年留學德國哥廷根大學)的回憶録、檔案資料,將他"聽課證明簿"中所記録的1935-1940年間在哥廷根大學十一個學期所選課程,與當時大學每一學期公布的《大學行政索引/課程目録》相比較,力圖還原季羡林在哥廷根學習時的東方學知識體系的構成。從知識遷移史的角度來看,留學生在異域大學中的學習、生活,包括與國外學者之間的交往,是他們知識生成的原點,也是形成他們知識譜系的重要一步。對1935-1940年間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學所選課程的重構,有助於系統考察20世紀上半葉東方學知識的遷移情况。     

東亞文明與中美洲文明天文考古録

天文學是自然科學中的第一學科,是人類形成早期宇宙觀和信仰體系的源泉和原動力。天文考古學(考古天文學)是國際天文學界與考古學界中新興的,跨泉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領域的前沿學科;是從科學天文學的角度,結合民族歷史文獻,嚴謹地重構新石器時代遠古人類認知的星空、建立的觀象授時體系,童現其時人類形成的宇宙觀、構建的信仰體系的强大學科工具;是打開人類從蒙昧走向文明,從物質世界的自然生物走向精神世界的靈性生物這堵神秘大門的關鍵鑰匙。本文通過充分的天文學、考古學與文獻學論據,對東亞(阜新查海、濮陽西水坡、黄梅焦墩、廣漢三星堆等)和中美洲(拉本塔、伊薩帕、帕倫克等)兩個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諸多遺址進行天文考古學的詳細比較分析,論證東亞與中美洲文明形成前後,先民所建立的以北斗、銀河與東宫蒼龍爲核心的天文體系,以及由此產生的宇宙觀與信仰體系,闡述東亞與中美洲早期文明誕生前後的同源的天文體系、宇宙觀和信仰體系的思想基礎。     

《柳如是别傳》補證三則

季羡林先生在談到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時說:"寅恪先生曾在幾個歐美國家留學,在德國時間更長,受業於Heinrich L u derS(亨利希.吕德斯)諸大師,學習梵語及其它古代語言文字,深通德國學者的治學方法.     

“國語”與“國家” 現代中國建構統一國家語言的困境

正引言這次研討會在法國巴黎召開,這讓我想起讓一皮埃雨·里烏(Jean-Pierre Rioux)和讓一弗朗索瓦·西里内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注編四卷本《法國文化史》中的一段输述。在這部書第一卷第二章的一開頭,作者追問:"(法國的)人们究竟在哪個時代停止了講拉丁語?"這一有關語言史的問題引出了重要的文化史話题。按照這部文化史的叙述,正是因爲法語取代拉丁語,知識陪層取代貴族陪層,用法語表達的新文化(如說唱、演出、文學)改變了中世糸己的舊傅統,才奠定了法國這個民族國     

費孝通之問:文化轉型爲何如此費精神

費孝通先生1930年代"棄醫從文",自我責成"爲文化找出路",且知行合一,政學兩栖,躬身實踐。他由鄉土中國耳濡目染,形成人文思想底色。由新學課堂汲取西方知識,確立科學意識。在本、碩、博階段持續接受學術訓練,借鑒研究方法,在此後綿延斷續七十餘年的中外實地調查中廣攝博取,力求融中西人文思想成果於一爐。一生秉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燕京大學校訓精神,將一介書生的學術研究和政治參與全程融入中國現代化進程,以對"人民真實情况的系統反映"爲其社會服務主要方式,在不同歷史階段梯次提出切合實際、尊重國情、關注民瘼、緩和矛盾、减少代價的發展理念和方略、策略,一以貫之履行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并隨社會發展產生的階段性課題不斷深化思考,經年累月反復涵咏,於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主張,濃縮表達人類文明的理想前景和實現途徑,是20世紀中國知識界與國際社會學術思想交流的重大成果,具有現實普世意義和長遠實踐前景。     

學術史研究札記:一無所獲的西德外賓

改革開放初期曾掀起歐美日本等國東方語文歷史學者來華訪學的熱潮。其中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波恩大學的西藏學家D.Schuh、漢學家W.Banck (龐緯)以及漢堡大學的伊朗學家R.E.Emmerick在1980年代初的三次訪華鮮爲人知。本文根據各種已刊和未刊史料,初步搜集并梳理了這三次訪華的史料。尤其是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檔案,首次披露了他們申請訪問民族所以及民族所從最初的熱情接待到最後的不予接待的全部過程,爲重建改開初期的中德學術交流史提供一份稀見的學術史料。     

文化学术动态

近代東西方文化關係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 由中國現代文化學會主辦的近代東西方文化關係國際學術討論會,於1991年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與會學者來自中國、日本、美國、德國、澳大利亞、印度、南朝鮮等國家和香港地區共70餘人。     

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方言學 《新方言》的方言調查方法探源

章太炎是現代中國最早倡導全國方言調查、最先對全國方言予以分區的方言學家。他利用各省留學生集聚東京之際,采用直接法與間接法調查全國方言,著成中國現代方言學開山之作《新方言》,并對全國各省漢語方言的語音特徵進行歸納。章氏上承古典方言學的優秀傳統,下啓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嶄新領域,以方言調查、記録和研究爲基礎,注重方言詞彙、方言分區、方言歷史演變與比較,旁及方言語法、方言文化等内容,尤其重視發揮方言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爲中國現代方言學奠立了新典範。然而,《新方言》長期被誤解,導致晚清民國時期摹仿與踵武《新方言》的系列著作在學術史上長期失語,遂使清末民初洶涌澎湃的中國方言研究浪潮與“五四”以來的方言運動斷爲兩橛,成爲中國方言學史上缺失的一環。文章通過梳理章太炎生平調查與研究方言的歷程,以《新方言》初刻本、重訂本爲中心,輔以《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及其它資料,探求章太炎方言調查方法與過程,釐清其語料來源、調查範圍、研究目的等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古典方言學向現代方言學轉型歷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而將中國現代方言學的草創時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前至二十世紀初。     

誰能使中國恢復“大國”地位“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三思

引言學術和文教體制從屬於主權國家,受主權國家利益支配——如果一個中國人在國外(比如美國或日本)接受大學教育和學術訓練并進而獲得教職,接下來的生涯就得爲所在國的文教體制效力.倘若所在國的國家理由與中國的國家理由并不一致,這類華僑學人的學術位置就面臨某種尷尬,這種情形尤其見於社會科學領域——最突出的莫過於政治學的中國研究.     

重構“象牙之塔”

“走出”與“重構” “象牙之塔”原是十九世紀法國文藝批評家聖佩韋(1804-1869)批評同時代消極浪漫主義詩人維尼(1797-1863)的用語,後來用以比喻脱離現實生活的文藝家的小天地,成爲知識分子疏遠社會與“大衆”的象徵物,頗有貶義.     

清末京師同文館的第一位俄語教師

近年來,在學術界對於中俄關係史的研究不斷增多,但是對於兩國文化交流的研究還十分不足.本文講述了清末北京的第一位俄語教師阿·弗·波波夫在外語學校“同文館”的工作情况,以及他對於中國的記錄. 依據1845年編制的名冊,阿發納斯·費拉波達維奇·波波夫(Афанасий Ферапонтович Попов)時年25歲,是奧廖爾省(沙皇俄國從十八世紀起至蘇聯1929年前對省的稱法)教堂司事的兒子.從1843年到1849年之間,波波夫曾在奧廖爾省的神學院學習拉丁語、希臘語和德語.從1849年到1853年,波波夫就讀於聖彼得神學院,學習希伯來語(猶太語)和法語.     

“章門弟子”繆篆的平生交游與著述

"章門弟子"繆篆(1877-1939)係民國時期人文學者,早年留日,歸國後一度從政,後師從章太炎先生,其治學堂廡甚廣,於儒釋道三教及諸子學、語言學、文獻學、西方哲學乃至基督教神學,皆有所涉。曾任教於厦門大學、中山大學。繆篆平生著述等身,生前在海内外學界卓有影響,與蔡元培、馬相伯、魯迅、釋太虚及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等有學術交誼,亦旅法宗教學者林藜光(1902-1945)之師。繆篆也是"章門弟子"這一民初重要學術群體中唯一一位純以哲學爲志業的學者,其思想自成體系,然半個多世紀以來,其人其著幾乎被學林淡忘,本文廣泛搜羅材料,鈎沉索隱,對繆篆平生學術交游與著述給予了盡量詳細的考證。     

勸學的傳統

我國有勸勉讀書、學習的傳統,歷朝歷代不乏名家撰寫《勸學》等名篇。考察古今勸學的主張,不難發現學習的目的、内容、態度和方法,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有所不同。中國文明是學習的文明,强調學而知之,肯定知識理性。讀書不僅指讀有字之書,也包括讀無字之書。我們主張"開卷有益",擁抱世界,學習世界各族群的文化,讀各國的書,同時深耕自家的文化經典,深度地理解、辨析自家文化的根源與發展,正面與負面,輝煌與包袱。近代以降,以"修身"爲内容,以"成聖賢"爲目標的傳統人文教育,變革爲以科技知識爲内容,以"現代公民"爲目標的現代科技教育,各有利弊,應互補互濟。檢討古今中國人讀書學習的傳統,政治社會的功利性較强,鮮有"爲學習而學習"的傳統。似應有意識地培養兒童與青少年的懷疑批判的精神、邏輯思維與分析的方法、創新意識與創造性建構的能力。     

方以智《物理小識》與近代“科學革命”

晚明之際,中國的傳統知識和學術發展到一個相對成熟的階段,催生出總結的需要,方以智編撰的《物理小識》即屬此類。無論從旨趣上還是内容上,它只能算中國傳統博物學的總結之作。其中雖有吉光片羽之論,但總體而言於具體科學知識方面成就不高。方以智在探求物理上有很强的理論意識,其自然哲學貫徹兩間皆氣、理在氣中、以心即理的一元論哲學觀,將萬物之理三分爲"至理、物理、宰理",并闡發了一套"質測"與"通幾"的方法論體系尤其是他强調用"數度"鏈接質測與通幾,慧眼獨具,這在中國傳統中獨樹一幟。對照同時期西方的自然哲學,方氏的缺陷也是中國傳統的缺失,即源自古希臘的唯理論和數理演繹思想資源,以及近代以來歐洲在精密實驗方法論體系上的突破,這些最終成就了"科學革命"。     

袁枚的文士品格與清中葉的學術論争

袁枚是清代中葉聲名最盛、成就最著、影響最大的文學家、詩人,同時又是頗有造詣和建樹的思想家、學者.他不僅以文人自居,以文士自任,而且從文人的獨特視角,以思想家的銳利眼光,深入地觀察當時的學術界,犀利地剖析各家學說,甚至直接與各派學者往來辯難,其持論之大膽,見解之獨到,涉及之廣泛,在18世紀的中國知識界可謂獨樹一幟,影響深遠.探討袁枚的文士品格,分析他對各家各派的辨析及其與之展開的學術論争,或許能為我們更為全面地把握清中葉學術思想界的整體面貌,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太虚的人生佛教及其人文維度

太虚的人生佛教提出,是以其人心的人文維度作中國近代佛教的新開端。社會時勢發展中的現代性,直接影響了他的佛學理論立場與對弘揚佛法的方法思考。人生佛教的智啓,與儒家的君子修養,目標取向是一致的。《佛乘宗要論》的特點,是以本對化,是佛法應化現代人心之需要。在詮釋中,他總是站在回顧和檢討中國佛教的整個現狀,結合社會的現實狀態。融科學、哲學於佛教,顯示着太虚個人與人生佛教巨大的知識能量。1923年,先後輸送四批人才去各國訪學,是中國佛學走向世界的先驅之路。以入世之覺讓判教圓融人性,讓佛教注入現代性,形成圓融新説,是太虚讓大乘添了新活力。     

回到轴心时期——金岳霖、冯友蘭两先生的哲学思考和中国文化的展望

中國哲學家金岳霖先生在四十年代初發表的《論道》一書中曾經指出,每一個文化區有它的中堅思想,每一中堅思想有它的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動力。現在這世界的三大文化區,印度、希臘和中國,它們各有它們的中堅思想,而在它們的中堅思想中有它們的最崇高的概念與最基本的原動力。中國的中堅思想似乎儒道墨兼而有之,其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思想與情感兩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動力似乎也是道。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在五十年代初發表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了“軸心期”的理論。雅斯貝斯認为,公元前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