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产业政策演变轨迹与逻辑

出版产业政策体现政府对出版业的主体构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版产业政策有很大变化.该研究通过对出版产业政策“入世”前后的演变进行分析,从出版产业政策的演变轨迹和演变逻辑两方面着手梳理.“入世”前,出版产业政策针对国内出版经历了架构格局和改制调整两个阶段;“入世”后,出版产业为与国际社会接轨,政策向完善出版法制法规、建设发行集团、与境外出版发行机构合作等方面倾斜,经过了规制出版、优化质量、融合技术三个阶段.伴随演变轨迹的逐步深入,产业逻辑、市场逻辑、规制逻辑贯穿出版产业政策发展的始终.     

出版社融合发展的路泾选择

近年来,图书出版社积极谋划转型升级、融合发展,但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还任重道远.本文梳理出当前图书出版社融合发展普遍存在的五个问题与不足,认为要以问题为导向,较好地处理融合发展过程中效益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人才引进与培养的关系、机制优化与创新的关系.并为图书出版社融合发展提供了四条路径选择:以平台思维推进“出版+传媒”的跨媒体融合,以产品思维推进“出版+技术”的新技术融合,以互联网思维推进“出版+资本”的多维度融合,以系统性思维推进“出版+市场”的多元化融合.     

港澳台之窗

台湾南华管理学院编译出版中心主任陈信元是近年两岸文学、出版交流活动最重要的策划人之一,与大陆的文学界、学界、出版单位接触较多。最近他在谈到大陆近20年来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实况时,认为可粗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1979年至1982年5月的“起步期”。这阶段最重要的是1980年“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在广州召开时,将台港文学纳入大陆文学的研究课程之一,这是大陆有关台湾文学研究的起点。 第二阶段是1982年6月至1986年的“拓展期”。本     

新形势下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现状与章法

从总体上看,中国出版“走出去”已经跨越了国家号召、行业推动的第一个阶段,逐渐踏入企业主动“走出去”,积极探索国际合作内容和形式、方法与渠道的第二个阶段.如何尽快转变思路,创新模式,拓宽渠道,提升水平和层次,在新形势下深入推动出版“走出去”工作,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成为当前出版业“走出去”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翻译出版学视域下译者角色的重新定位——基于湘军出版“走出去”成功案例的思考

在翻译出版学视域下,翻译是出版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译者不仅需要关注翻译质量,还要考虑传播效果,翻译功能不限于传统译学中的翻译范畴,译者角色有待重新界定。文章通过总结湘军出版“走出去”成功案例,分析译者在翻译出版过程中的五种角色：选题阶段翻译出版主体的参与者、翻译阶段译作质量的把关者、编辑阶段出版团队的协调者、发行阶段译作传播的推介者、接收阶段译语受众的沟通者。译者角色的重新定位有助于译者更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提高翻译出版团队的运作效率,推动中华文化高质量“走出去”、高效率“走进去”。     

2014-2015年移动出版发展观察

本文所讲的“移动出版”是指将图书、报纸、杂志等内容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后,经过互联网、无线网以及传输设备进行传播,并通过各种移动终端来阅读的行为方式.其中包括手机出版,平板电脑出版和其他移动终端出版.2014-2015年是移动出版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年份.有人说,未来的世界是移动互联的世界.这一阶段移动出版的发展无疑将人们向移动互联网世界更推进了一步.这一阶段政府和企业都为以后的移动出版发展铺平了道路.具体来说,与往年比较呈现出不同特点:政策层面获得利好消息、移动终端不断扩展、各方布局移动阅读、赢利模式成熟、微传播重构出版各环节等.     

新时期我国新闻语言研究类著作出版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新时期,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复兴及学界对领域语言的逐渐关注,我国新闻语言研究类著作的出版经历了兴起时期、缓慢发展时期、快速发展时期3个不同阶段,总体上呈现出递进式的发展态势,并在不同阶段表现出相关特点.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闻语言研究类著作在出版数量、内容、所涉媒介、语种、作者、出版基地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但总体上来看,我国新闻语言研究类著作的出版依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出版结构不合理、选题的重复现象、选题量不够、“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不足、数字出版的迟滞等.     

国家叙事视野下的经典翻译与出版:1949-1966

翻译经典研究聚焦于经典如何在翻译中得到建构或解构,而忽略了经典文本本身对译入语语境的互动影响.文章通过梳理“十七年”(1949-1966)对马列经典著作、西方经典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出版,认为在国家主导的翻译实践中,此阶段的经典翻译和出版旨在完成三大国家叙事:信仰的赓续,价值的认同,形象的建构.对“十七年”经典翻译与出版的梳理和研究,有助于理解特殊时代背景下翻译与政治的共谋,体悟文本之外的翻译张力.     

老牌名社 勃勃生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年新看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书业无限、品牌为王”的出版理念,反映了出版业与时俱进新的发展阶段。2003年将是人文社充分展现实力的一年。新春伊始,就重拳出击隆重推出一批拳头产品: 1.名著名译插图本60种。以人文社深厚的出版积累为资源,以权威的选目、     

“问”出来的精彩——评《出版问道十五年》

他是2008年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得者,获此奖项自然有其道理,我们不妨从其出版的专著——《出版问道十五年》中略窥一二.他就是吴培华.《出版问道十五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为“问题探究篇”、“情系大学篇”、“编辑思考篇”、“人才教育篇”和“快人快语”五个部分,收录了作者在出版业从业十五年来思考“发问”所形成的文字.这十五年间,如作者所言,“身兼出版实务、出版理论研究、编辑出版教育三重身份”,但正是有了这三种不同的身份,作者才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视角去看问题,对出版业进行发问.在“问题探究篇”里作者用三句话概括20世纪末中国书业的状况,指出“所谓的繁荣掩盖了泡沫现象,利润的增长掩盖了结构失衡,政策的保护掩盖了潜在的危机”.     

产业融合时代质量管理的“三个转变”

审读作为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目标是要提高出版物质量.出版大国的基础是规模,出版强国的核心在质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2014年定为“出版物质量专项年”,要求出版业从以数量规模增长为主向以质量效益提高为主转变.这是国家给出版业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也是出版企业的新挑战、新机遇.为响应政策号召,时代出版传媒把2014年定为“出版质量提升年”,进一步提高出版水平和精品质量.     

《亲历出版三十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自序

我做出版工作,始于1972年,是年四十三岁,已“人到中年”了;是做了十四年艺术教育工作之后(刨掉“文革”期间六年“无业”),“半路出家”搞出版。而这一做,就没有中断过,迄今三十余年了。这既是我人生中新的工作阶段的开始,又是工作岗位的最后一站。由此,我把自己定位为出版人。可以说是亲历出版三十年。对我国新闻和出版事业都有过重要贡献的我的老领导陈翰伯,生前谈选拔干部时曾说过,宋木文没搞过出版,但让他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为什么说让我这样的人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呢?我理解,这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期待。这种信任和期待应该是得之…     

“一带一路”类研究报告出版状况分析

“一带一路”类研究报告出版状况计量分析有助于更好地厘清出版现状和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以“一带一路”大战略专题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这项分析.从共时统计看,“一带一路”类研究报告的出版有功用分类悬殊、主题分布失衡的状况;从历时统计看,“一带一路”类研究报告出版的总量以及各类功用和专题的数量呈总体增长趋势,2004年、2010年、2015年则是出版热点年份.这些共时差异和历时变化也反映了出版市场、社会关注及国家宏观政策等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     

试论轻出版的形成、特点及影响

目前,我国国民阅读已进入数字阅读时代,形成了“轻阅读”模式.“轻阅读”模式具有的碎片化、伴随式、社交化特征,推动了中国图书出版业“轻”风潮的出现.轻出版是一种具备“轻质”特征的出版活动,出版主体“轻微化”、出版内容“轻型化”、出版流程“轻简化”、阅读受众“年轻化”.轻出版风潮对中国出版有着重要影响:推动新书态图书的涌现,刺激“互联网+”出版的发展,并导致中国出版企业分层加深.     

加强数字出版内容建设，打造数字出版精品矩阵

数字出版内容建设是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根本所在，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和核心任务，直接影响和制约数字出版精品矩阵的打造。数字出版内容建设体系建构包含“两种类型”“三个阶段”，“两种类型”是指转化型数字出版内容建设和原创型数字出版内容建设；“三个阶段”是指出版内容建设所包括的资源数字化、内容产品化和建构体系化三个环节。出版单位打造数字出版精品矩阵的可行性路径包括推进数字版权授权工程、实施出版资源数字化策略、推动数字资源精品化建设、建立与数字出版内容建设适配的运营体系以及推动数字出版品牌化发展等。     

数字产品运营的“社本化”模式分析

数字出版近年来一直是个热点话题.六七年前同行相逢必问数字出版做得如何了,一般都说正在“洗脑”;同样的问题,两三年前听到的大多是“已经想明白,开始转型”;当下几乎所有的出版单位都说,“我们有数字出版项目”.全国数字出版的微信群里,活跃的群员不时发布新产品信息,求合作、做推广,一看便知所在出版单位动作频频,风生水起.也有不少出版社长期悄无声息.若要问到底运营得如何,许多出版人还难有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坦率地说,目前数字出版已然进入到转型升级深化的阶段,两极分化初现.     

论“十七年”出版业与新文学书籍的生产

1949至1966这“十七年”间,新中国出版业在“为人民服务”出版方针指引下,对新文学书籍的生产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控.其主要手段包括:出版对象身份的重新确认、出版社的整合与分工、几大文学出版社对新文学书籍出版的垄断等.“十七年”出版业调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政治—文学”的一体化.     

数字出版标准化工作的策略研究

当前我国数字出版标准的研制主要集中在标准体系、电子书标准、手机出版标准、MPR出版物标准及元数据、标识类标准等方面.数字出版标准对出版单位的影响表现在一流企业做标准,提高市场占有率;小企业“被标准”,将导致直接出局.在数字出版标准制订阶段须注意标准应代表公共利益和确保技术标准的开放性与兼容性,而政府、标委会及行业协会等应在标准的宣传推广阶段发挥积极作用,在标准执行阶段企业应注意积极采用或通过修订企业标准来适应新标准,在执行标准的同时实现技术积累和科技创新.     

当前众筹出版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果说2012-2013年出版界最火爆的词是“自助出版”的话,2014年最火爆的词就是“众筹出版”.众筹英文称为crowdfunding.“crowd”意为众人,“funding”意味资金、基金,合在一起就是众人投资的意思.众筹出版首创者为美国Kickstarter网站.截至2015年2月28日,该网站已经募集20亿美元资金,有810万注册用户.美国社交平台网站Wattpad为给作者募集写作资金,为已经写好的书稿募集设计、编辑、校对资金发布了一个平台FanFunding.     

出版史研究的新视角

北京师范大学万安伦教授的新作《中外出版史》在付梓出版前夕,他嘱我为书作序.我因曾长期在北师大编辑出版专业为研究生授课,也算和他是同事,不好推辞,只好答应下来了.为朋友的书写序其实是一个苦差使,但也是逼着你读新书、长新知的好机会.以我之见,该书至少有这么几个创新点,值得关注和称道. 一、按载体不同将整个人类出版历史划分成“硬质出版…“软质出版…“虚拟出版”三大阶段,符合历史科学中的生产力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