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为轴,回归混沌: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探要北大核心

法国媒介理论学者米歇尔·塞尔所建构的传播哲学,诠释了媒介中介性、噪音与混沌等信息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而打破了传统传播与媒介研究的界限,成为德法媒介理论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本文以塞尔思想中的“信使”形象为主轴,通过描绘其所创建的“信使研究计划”来透视其传播哲学思想,并以作为本体论和作为方法论的赫尔墨斯为思考维度来勾勒其建立的“关系哲学”。在此基础上,将塞尔的传播思想与德布雷和克莱默尔等其他欧陆媒介学者的思想进行关联和对话,并思考在信使自身形式越发多元、媒介社会环境越发混乱的当下,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仪式传播:信仰共享与文化转换——中韩端午节仪式传播比较

本文运用传播仪式观理论,通过对中韩端午节仪式传播的分析比较,揭示传统节日组织仪式传播与媒介仪式传播在共享信仰、续接传统、整肃心灵方面的意义,分析大众媒介的介入如何使传统文化得以修正与转换.以中韩端午节仪式传播的神圣性与纯粹性差异观照我国端午节传播由于泛政治等因素而导致的“仪式空壳”问题,探讨如何将传统节日组织仪式和媒介...     

传播之变

人际传播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不少人感到,当传播进入多屏化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屏幕沟通、借助屏幕表达,人际传播方式已经渐行渐远了.不过,被遮蔽的现实是:人际传播并不是消失了,而是迎来了自身的超越;媒介融合生态下的“人机交往”正逐渐构成对原生态人际传播的一种超越与回归. 以强大传播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聚为基础,“网络连接一切”正在从概念走向现实.不仅媒介成为人的延伸,可穿戴设备使人与物的连接日益紧密,人也构成媒介环境的一部分.互动传播常态化,并深入向专注于个人的动态定制化、浸入式传播发展.     

媒介善治: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模式

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传播是“自反性现代化”的典型表征.本文从传播学角度揭示了危机信息的传播模式,以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SCCT)分析了危机传播的主要特征和研究框架.通过考察新媒体赋权特征,分析了危机舆论的生成与转化机制.政府应通过“媒介治理”动员多元主体的危机共治,实现“泛传播”安全.“媒介善治”代表了危机传播治理的深层生态学方向,它对公共危机管理,特别是危机舆情、重大突发性事件等泛传播安全都有较大启示意义.     

《驾尚》深掘“泛传播时代” 智美品牌栏目构建二三级城市汽车推广联合承载体

正随着"泛传播时代"的到来,传播属性分散化、全景化、扩展化、自媒体化、一体化等形态正在加速凸显。单一的媒介传输已不能适应社会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互联网及大数据传播的泛传播体系,传统媒介正在被重新定义及归属于泛传播介质体系中。这种泛传播观念促使电视媒体泛传播革命化时代加速到来——以互联网络特质进行自身的改造、向交互性传播、多通道传播及多元化传播方向发展。《驾尚》就是在"泛传播时代"下应运而生的全新全媒体汽车电视节目。     

全媒体时代电视新闻传播的路径选择

全媒体是现代信息传播路径催生的技术化媒介名词。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技术的进步,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电视新闻,愈发依赖个体化的技术延展以显示本我的意义存在。基于此,如何认识并驾驭技术包围的“媒介控”,重塑电视这一优势媒介的新闻传播价值,成为新闻人不可回避的问题。而这需要客观辨识技术环境的变化以及建立以“客户端”、“屏外人”、“故事性”等为表征的符合现代受众“接受习惯”的传播思维。     

基于文化间性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维度与路径研究

文化已成为国家形象叙事框架能否成功的关键,文化间性是多种文化之间对话交往的前提条件,从主体间性到文化间性再到“转文化”间性是国家形象传播的内在诉求。国家形象是基于文化间性理论意义生成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多维框架体系。本文基于文化间性、转文化理论,从中国国家形象传播中的“自塑”“他塑”“间性”等维度,研究了挖掘中华文化元素、拓展泛媒介化空间等文化间性视域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路径。     

传播新概念词典

“懒惰”传播与“聪明”传播:雪莉·贝尔吉在她的《媒介与冲击——大众媒介概论》(第四版)中提到了这两个概念。她认为,电视是一个“懒惰”装置,只能传送节目。你可以调换频道接受不同的节目,但你不能向你的电视机传送节目的人谈话,这种大众传播中,电视节目把编排好的议程传给你,你是一个被动的节目接收者,这种传播是单向的。而电话则可以称为“聪明”装置,当你在电     

大陆国际传播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跨国与跨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占据了中国(大陆)2004年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主流,与以往单纯描述现象不同的是,目前的研究开始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去解析现象。一、跨国与跨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国际间的信息流动及其影响,侧重的分析单位虽然已经从早期的政治性内容转向了文化和经济方面,但是近20年来全球经济的互动带来的商业化和消费主义对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在去年的研究成果中体现出来。娱乐化和商业化已经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焦点,但是大陆学者对此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兴趣。(一)美国媒体对其他文明的…     

数字交往论（3）：从媒介化到共同演化

以数字交往论（DAT）重访传播学的关键词“媒介化”“中介性”,有助于厘清交往的演化本质,及数字化生存的基本观念：（1）中介性的意义是建构社会形态;媒介化的意义是演化社会基因;数字社会的媒介化,与数字媒介的社会化是同步的。（2）媒介-社会建构的整体化过程,是从“无机”到“有机”再走向“同一”的过程;媒介与社会处在“共同演化”之中,数字社会的本质、路径和前景,都是共同演化,而非媒介化。（3）理想的交往性,是“万类交往、互利共生”;共同演化应遵循自由平等、相互调谐的生态原则,避免技术驱动、资本垄断、价值缺失所带来的“偏害共生”,以建立理想的数字文明。     

媒介化视域下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的逻辑阐释与实践进路

不断加速的社会媒介化进程深刻改变国际传播的内在逻辑和外在格局,媒介逻辑成为其高质量发展的显性表征,因此媒介化视域下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考察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及新闻传播学的学科担当。本文把理解媒介作为考察中国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媒介化的逻辑起点,依此洞察到媒介位居其间的枢纽作用以及对国际传播实践结构的关系嵌入,进而提出“多元连接”“情理融通”“可见提升”的高质量发展实践进路。媒介化视域下的逻辑阐释及实践进路研究,是对现有国家和媒体本位下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框架的突破,亦为其媒介化实践提供了全新的逻辑阐释和进路探究。     

传播的知识社会学探析：作为现实建构的传播

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更需要拓展理论空间与学术想象力，找到契合媒介变革趋势、能解释不同时代信息传递与社会结构互动关系的研究径路。知识社会学作为一种探寻人与社会关系的方法论，与传播学有着极深的渊源。近年来已有学者对此进行关注，但多是在传播研究与古典知识社会学的哲学基础上探究结合点，而对以伯格和卢克曼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现实建构”范式及其内在逻辑机制关注不多。传播知识社会学探讨的是作为知识的传播，如何由社会建构成为一种现实，以及主观意义是如何转变为客观事实性的互构性机制问题。从欧洲传播学的最新讨论亦可看到，在深度媒介化的当下，现实建构范式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更切实的学术想象力。     

媒介变革与新闻传播教育“迁移”

媒介的“座驾”特性 “媒介是人类进行信息传播的物理工具和手段,它受制于人,为人类所左右”的观念,饱含了人类的极度自信甚至自负.在1960年代,这一观念被麦克卢汉当头一棒: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是“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尼尔·波兹曼甚至悲叹:“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如何理解技术重新成为一个问题.     

“传媒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说过:“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命题,“传播即文化”. 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了一个想说而未点破的命题:“媒介即文化”.在他看来,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媒介史.西方文化经历了三次媒介革命,即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媒介;相应地,人类社会经历了部落化、非部落和重新部落化三个阶段[2].用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3]”     

妈祖文化如何传播与营造“媒介奇观”

道格拉斯·凯尔纳提出“媒介奇观”(media spectacle)的概念,在从批判的角度反观大众传媒娱乐化现象后指出:“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如体育比赛和政治事件.”传媒时代下,通过多元化的媒介形式,在一定时间段内,不断地制造话题,吸引更多的人注意.各类多元化的媒体是适合制造大众关注焦点的绝佳平台,活泼的文字、知名人士的参与、画面的绚烂多彩、艺术作品的精美华丽、影视作品中动人的故事等,这些都可以为妈祖文化娱乐化传播提供出创造“媒介奇观”的契机.而“媒介奇观”的存在,也正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一种难以规避的文化症候.     

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研究传播——重思詹姆斯·凯瑞传播观的方法论意义

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推进传播研究,从而不断加强学科自主性,建构中国自主的传播学知识体系,是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进入“万物皆媒”的数字时代,詹姆斯·凯瑞关于传播研究转型的思路和方向仍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具体言之,只有将“人”作为价值标尺,才能深刻把握媒介和传播技术的本质,从而为传播研究注入思想和理论的“活的灵魂”;超越狭隘的媒介观,紧紧抓住媒介尤其是数字媒介这个关键变量,重点思考如何将其从“背景地位”提升至“前景位置”,这不仅是夯实传播学学科基石的必由之路,而且是提升传播学学科地位的重要之举;数字传播形态相较传统媒体时代发生了质的变化,传播如何以促进公共生活福祉为核心旨归,通过共享的符号体系建构“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研究的格局和高度。     

技术、传播与社会变迁——数字出版发展的历史演进

人类传播方式的演变与传播技术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人类的语言媒介的产生到人类第一套体外化信息符号系统——文字的出现,再到依赖于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使人类社会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印刷媒体,从颠覆了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丰富了传播内容的早期电子媒介的出现再到使人类社会成为“地球村”的网络媒体,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革新了媒介信息表达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重新构建社会意义.     

论群体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

高估自己、低估他人,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心理机制拓展到传播学中,就产生了第三人效果.在媒介传播中,人们普遍感到,新闻信息尤其是广告等说服性信息或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对“他人”(第三人)的影响远远大于自身.第三人效果在群体传播中更为明显.“发现”第三人,从而实现在群体中的自我评价、自我满足和自我炫耀,是群体传播的动机之一.改变文本类型或叙事以“适应”第三人,则带来了群体传播中的文本差异与变异.心理上对第三人“排斥”,行动上对第三人的“隔离”,是产生群体极化现象的重要原因.根据群体传播中的信息,预测第三人的反应,调整自身策略与行为,是群体传播的一种效果机制.事实上,当我们担心第三人受媒介支配而采取相应措施时,我们己成为第三人.所以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第三人,都可能成为第三人.     

关于中国国家形象大传播战略的思考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我们要有效地传播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就必须树立大传播的观念,就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传播媒介领域,还必须扩大到期刊杂志、图书出版、电影乃至动漫、录音、录像、电子游戏等所有泛大众传播媒介领域.这些新闻传播媒介和泛大众传播媒介,构成了传播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的立体化媒介大传播网络.我们要认真研究、善于运用这个媒介大传播的立体网络来树立国家形象、传播国家形象.国家形象的大传播还有第二层意思:不仅要注重充分运用新闻媒介和泛大众传播媒介的大传播,还要高度重视国家政策国家行为、实物传播和人际传播领域的大传播.只有这样,我们树立和传播的国家形象才是坚实、持久、可信的.     

媒体时代官员必需的媒介素养

当今社会,媒体传播逐渐呈现出全民化、多元化、草根化、泛政治化等趋势,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主动参与传播,传播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政府和官员有关的议题更是成为最受关注的热点之一.面对全新的媒体环境,我们的一些官员缺乏应有的媒介素养.不能与时俱进地应对媒体.提高媒介素养,增强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对于当代官员越来越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