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治理的心理基础:心智模式与集体思维

心智模式和思维风格在治理决策中具有重要意义。将个体心智模式和集体决策模式联系起来,从大学的组织特性切入,探寻大学治理的心理基础,是寻求对现实治理问题的解释,以期获得解决方案的有益尝试。具体做法是通过引入内部他人和外部他人以及知的错觉的观察视角,将乔哈里窗、集体思维模式和组织决策加以整合,将对话与共识度作为两个维度建立坐标,形成四大类集体思维模式:防卫型(低对话-低共识)、放任型(高对话-低共识)、专断型(低对话-高共识)、高效型(高对话-高共识)。四种类型在特定大学都只存在一定的"影子",不能完全一对一匹配。不过其中的"高效型决策模式"因为承认并且有意识消除错觉,正视并且吸收分歧意见的合理成分,直面并且充分利用冲突的积极力量,保证各种声音都能自由发出并被认真听取,最后形成特定内外部情境下的最佳方案,因而是建立在个体心智模式基础上集体决策的最理想的类型,也是大学决策最值得追求的理想类型。     

元教育理论及其危险

元教育理论及其危险●周作宇目前，教育学的境遇令人担忧，对教育学的反思自是不可避免的。由对教育问题的反思到对教育学问题的反思，这是一次理论界的认识飞跃。“元教育理论”概念的出现，可谓是反思的直接产物。与使用这一术语的人数不断增多相映衬，对这一术语“迷茫...     

学科分层与哲学社会科学的能力建设

经过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一直走在“本土守望”与“外域吸收”的双重路径上。其间既有个体的心理振荡，也有学人共同体的交互激发，更有政府的关切和卷入。在自然科学日益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工具而受垂青的同时，人文学科秉承经年形成的传统．尽展个人的视角，凸现个性化语言．在学问的弯路上执拗蹒跚。其超个人的，国有的职能始终因时左右，难成定见。     

论“中国教育学现象”

本文通过简要反思中国教育学发展历程,揭示了“中国教育学现象”背后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偏向。认为,“被教育学化”、“教科书化”、“体系化”是中国教育学起步时的原初特点。这也是当今教育学研究中的一种偏好和追求。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泛化和理性批判精神的丧缺。本文认为,教育理论是“选择性”理论,正视意识形态的存在,面对教育现实问题进行理性的选择,正是教育者的使命     

道德教育:理论及其问题

本文从“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出发 ,讨论了图瑞尔、纽希关于道德与习俗二分的域论。在此基础上 ,对皮亚杰、柯尔伯格、吉利根关于道德发展阶段说及其批判的德育意义进行了讨论。最后 ,从关系、互动的角度对德育的一般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作者认为 ,美德可教 ;需要一种“互动式”的“教”。在这个互动关系链上 ,教者同时也是学者。     

大学生就读经验: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新视角

实现高等教育质量主体与评估范式的转移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评估时代的应有之举。大学生是质量的主体,将大学生就读经验作为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监控依据并将其整合到高等教育评估活动中去,对实现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目的有重要的意义。范式的转移对高校提出了新的质量要求,为我们评价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了新视角,为高教研究拓展了新方向。     

学习型社会需要的新理念

建设"学习之邦",倡导"教育关怀"、坚持"以人为本",提升"教育品质",是时代的需要,也应是时代的精神;是公民社会的教育需求,也更应是公民社会的教育理念.     

权力三角:现代大学治理的理论模型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二元论"忽视了政治在大学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大学治理的实践必须关注政治力量。学术、行政和政治共同构成了大学治理的三个关键要素。通过对三要素的模型化考察,本文建构了大学治理的三大模型:学术治理模型、行政治理模型和政治治理模型。通过对模型中权力大小的讨论,理论化出了模式1至模式6六种"理想类型"。中国大学治理要着力克服理论模型中的缺陷,要系统认识三边权力关系,构建基于三权协调的权变大学治理观;检讨权力主体与权力关系调节的人性假设,建立克服人性弱点的约束机制;推进大学纪律建设,完善大学治理保障机制。     

教育的禁果

《圣经》上说,神造亚当,并用其骨中骨、肉中肉造夏娃。伊甸园是他们的家。果树编织了伊甸园,它们有为延生命而生,有为识善恶而长。按照神的话,生命之树长青,而智慧之树寿短。要不是蛇的引诱,夏娃和亚当会遵神旨,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