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结合 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结合高等院校自身特点,以作物栽培学为例,介绍了结合生产实际选题、研究技术储备,研究推广实用技术、发挥科技成果效益,拓宽思路、为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实例,提出了增加投入、提高科学研究的针对性、充分发挥现有科技力量作用的建议。     

论中山舰事件中的谭延闿

中山舰事件后,扑朔难测的广东政坛中,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谭延闿,本文拟对他在这一特殊时期的表现作一探讨.一、拟赴韶关,举兵反蒋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目的在于打击中共和排挤汪精卫,以扫清独裁障碍,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所施之突袭手段,无疑给卧病在床的汪精卫以震撼、羞怒,因而有“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的遣责和“二、三、四,五、六军联合起来,给我打这未经党代表付署、擅调军队,自由行动的反革命蒋介石”的联盟呼吁.事实上,各界对于蒋介石擅自行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住宅等做法也如汪精卫一样义愤填膺、在军界尤为明显.当蒋介石发动事变消息传来,对其跋扈专横,“早已愤懑不平“的谭延闿就欲有所动作,“欲谋联合三、四各军共同讨蒋”.从第三军朱培德处也传来了向蒋介石提出异议,“并准备从西江北江向广州移动”的消息.谭延闿还亲自赶到苏联顾问团住址.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资料更说明,谭延闿曾经找过毛泽东,向他提出了反击蒋介石的主张.另据亲历者回忆,谭延闿曾饬令准备专车,拟赴韶关调兵(当时第二军驻扎北江一带),正式发动反蒋.周恩来也曾有“这时、谭     

中山舰事件后各方对蒋、汪的态度

面对发动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的蒋介石和受此打击的汪精卫,各种政治势力因目的的不同和自身利益的需要,分别持不同的态度,苏俄及其顾问为使统一战线不致破裂以及挽救莫斯科在广州摇摇欲坠的威信,采取了对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政策,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时中共应持的态度。蒋介石也因此逐步取得了更大的权力,而失去各方支持的汪精卫,深感在政治上已无发展的余地,于是只好“负气”出国。     

论水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寇制造"黔南事变"给水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畏强暴的水族人民奋起反抗日寇;水族人民抗日斗争的特点;水族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意义四个方面论述了水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谱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壮丽的历史篇章.     

一切为了老百姓--龙泉市档案局局长朱志伟先进事迹调查

为落实省委领导关于“要好好总结宣传全省档案系统苦干实干、服务发展、服务百姓的先进典型”的批示精神,发掘宣传身边先进典型,推动省档案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省档案局成立了调查组,对龙泉市档案局局长朱志伟同志先进事迹进行调查。调查组于2013年6月、7月两次赴龙泉实地调查,在省档案局、丽水市档案局和龙泉市档案局及有关单位乡镇召开9个座谈会,向包括朱志伟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同事在内的108名同志了解情况,并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调查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朱志伟同志先进事迹的调查报告。     

体育社会分层视角下对高校体育场馆开放运营的思考——以长株潭城市群高校为例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阐述长株潭城市群高校体育场馆资源和开放运营现状,阐明体育场馆开放运营与群众健身、社会阶层流动的互惠关系,分析长株潭高校体育场馆开放运营面临解决的问题,提出了长株潭高校体育场馆开放运营和管理策略。旨在加强长株潭城市群高校和社会机构间互利式联合,实现体育场馆资源共享,满足社会民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为深入研究高校体育场馆开放运营和管理奠定理论基础。     

论汪精卫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置

面对蒋介石擅自行动而导演的中山舰事件,身为党政军领袖的汪精卫曾作出了各方联合,"给我打这未经党代表副署,擅调军队,自由行动的反革命蒋介石"[1]的处置意见,但因各方的利益使然,不仅未能践行,反而遭到各方的抛弃,最后只好黯然离开广州.     

论高职女生形体美的塑造

本文通过对女性形体美的认识,以塑造高职女生姿态美为手段和途径,着重强调女性良好气质的培养,达到塑造高职女生完美形体的目的,使高职女生在毕业即就业的现实压力和就业需求中增加一份自信和实力.     

衢州市召开民情档案信息管理工作现场会

9月26日,衢州市民情档案信息管理工作现场会在开化县举行。衢州市所属县、市（区）档案局局长、分管局长、信息管理技术人员,市局中层以上干部参加会议。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了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指示精神,全面推广“开化模式”民情档案工作。     

论中共对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态度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掀起了为建设统一政府及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的北伐战争。对待这场战争,中共持什么样的态度。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1 第二次东征的结束,广东境内反动军阀的被肃清,以及广西的归顺,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通过北伐把革命推向全国的遗愿提供了一个红色基地。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如汪精卫、蒋介石等在不同场合曾就北伐问题多有言论。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于统一全国”,汪精卫更希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汉口及北京相见。 对此提议,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积极响应的态度,1925年12月20日,中共广东区党、团委员会联合发出了《告广东民众书》,明确提出了广东国民政府应“与全国革命民众携手”打倒北洋军阀势力,“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这里虽没有明确提出“北伐”一词,但在其中却寓有了北伐的主张。翌年2月7日,中共中央在《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告全国民众》书中,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北伐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援助国民军,并“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以肃清吴佩孚在长江的势力。这可说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国民政府军事上的倡议。但是真正从战略高度提出北伐,还是在1926年2月下旬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