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官司面面谈(之十) 徐良获赔提出的问题——谈谈败诉的原告应否承担法律责任

老山战斗英雄、歌手徐良名誉权受侵害一案,徐良获得赔偿共26○○元。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徐良不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可予准许;但徐良及其委托的律师因诉讼而往返北京和上海两地支出的合理的、必要的费用,两上诉人(指报社和作者)应酌情给予赔偿。”这就是说,这笔费用,不是赔偿徐良名誉受到损害的精神损失,也不是赔偿他因精神损失而直接导致的物质损失,而是赔偿他在打官司过程中支付的费用。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新闻官司”中,如果被告方报社和作者胜诉,是不是也可以要求败诉的     

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司法解释明确一件事

热闹一时的国务院决定98家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的话题,随着8月底外交部宣布它的“三公”经费属于国家秘密而告一段落。虽然舆论（包括大众媒体和自媒体）对很多部门的迟缓拖拉、内容的参差不齐以及连究竟应该是哪98家部门也是一个谜团等等不无非议,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权威部门的任何响应,也就逐渐淡忘。     

把事实和意见分开——《新闻记者》评点假新闻文章名誉权案一审胜诉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新闻记者》杂志因点评一件假新闻而引起名誉权案的分析,阐述了把事实和意见分开,批评性意见不属侵权,乃是审理名誉权案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有关司法解释条文虽已隐含这一精神,但尚待进一步形成明确规范。完善这个原则,比起研究名誉权和事实陈述失实的界限,要求对微小失实给以宽容来,具有远为重要的意义,是表达自由和名誉权保护的主要平衡点。     

让孩子们在良好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评《未成年人保护:广电媒体新闻责任论》

山东政法学院王伟亮博士和北京师范大学刘逸帆博士的新著《未成年人保护:广电媒体新闻责任论》已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正如本书开头所言:未成年人代表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如果说每个人的成长和存在总是有赖于两个环境:亲身经历的环境和媒介环境,那么前者往往有一定限度,而后者则可以呈现更为广袤而深邃的世界,对于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拥有的知识及能力产生尤其重大的影响。     

薄案与李案:怎样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薄熙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和李某某等人强奸案,是过去一年发生的两件大案,说是举国关注,毫不过分。这两件刑案,从罪名到案情到涉案人,都没有任何联系和可比性,把两案放在一起来说,是学习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而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九段"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段话:     

媒介审判何时休

此次公审张君案的报道,大多数媒体能够按照法定程序,披露案件进展,宣传法治精神,显示了法制报道水平的提高。但是也有个别报道仍然不能摆脱“媒介审判”的模式,在审判进行中间,有一家全国性大报发表的《重庆满街声讨“魔头”》就是一例。 首先,它通篇把张君作为“该杀”“早就该枪毙”的罪犯来报道;还抢在法院判决之先,对张君的量刑作了太多的渲染,“不杀,天理、国法不容”,“这种恶     

《出版管理条例》在报刊管理方面有哪些重要规范?

《出版管理条例》已经李鹏总理签署发布，于２月１日施行。报刊管理是出版管理的组成部分。１９８７年新闻出版署成立至今，已制订各类部门规章２００多个，其中包括１９８８年《期刊管理暂行规定》和１９９０年《报纸管理暂行规定》，在报刊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部门规章在我国法律体制中等级较低，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的健全和发展，仅仅以规章进行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出版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国务院按照《宪法》赋予的职权制订的独立性的行政法规，及时填补了新闻出版法制的空白，是出版法制建设的…     

“新闻官司”面面谈(之四) 分析一起小说诽谤案——谈谈诽谤与诽谤罪

今年年初,厦门判处了一起小说诽谤案:一位青年女作家因在纪实小说《太姥山妖氛》中诽谤了某地农村的一些基层干部,被判犯有诽谤罪,处有期徒刑一年。①作家因写小说诽谤他人而被判刑,这在我国尚属首例。小说不同于新闻,但本案与“新闻官司”又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在这里加以分析,以说明诽谤和诽谤罪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