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足球反赌的刑法规制

足球赌球现象的存在不仅危及到体育竞争的公平性,更危及社会整体的管理秩序甚至殃及在校青少年.人们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错位、竞技体育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刑法规制不足等是足球赌球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扩大赌博罪的主体范围,提升赌博罪的刑罚幅度,增设非法操控比赛结果罪是足球反赌的必要刑法之举.     

一九八О年代上海反贪第一案——余铁民受贿案钩沉

当我们穿越时间隧道，去回眸多年前的余铁民案，不由感慨多多．深思多多。无论是19年前的1986年，还是19年后的今天新年伊始，余铁民案位居当时上海反贪第一案的基本事实都足难以改变的。3万余元的受贿数在那个年代已经注定了大案重刑，而更具“第一”要素的是余铁民作为当时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局级干部，身居要职，身份显赫。自建国以来．上海市委领导部门被判定刑的受贿者，余铁民是第一人。     

陈祖吉贪行大曝光

2001年9月27日，对于仕途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的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36岁就荣登副厅级宝座的陈祖吉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从2001年4月开始，他似乎对自己的命运已有所察觉，省检察院的重大决策都避开他，省检察院采取的一系列动作，他竟有些毫无知情。这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往日与他共同工作的同     

"黑哨"问题的刑法学思考

针对目前我国足坛出现的“黑哨”事件,从刑法学角度进行了思考。①刑法对受贿罪的有关规定;②裁判在联赛执法时的身份;③裁判执法时属于何种行为;④裁判收取贿金是否构成犯罪。     

浅论受贿罪的完善

我国刑法学界近年来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收受行为的认定、既遂的标准等关键问题争议越来越大。为严厉打击受贿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设和谐社会,有必要对受贿罪的有关规定予以完善。建议将受贿罪的客体修改为“廉洁义务”;将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明确收受行为的范围和量刑标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应当取决于受贿人是否实际收受了贿赂。     

受贿罪刑之完善浅析

由于受贿罪本身没有单独的法定刑条款,不可避免地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困难,这与当前的反腐形势不相适应,本文就受贿罪的刑罚规定的不足及完善展开探讨.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罪名。然而立法对于该罪主体进行了概括性表述,以至于司法实践对该罪主体的认定具有较大的可变性。从立法原意、受贿罪的本质以及社会发展形势看,"近亲属"应限制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近亲属"范围内;对关系人应联系相关因素进行动态认定;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仅包括四类人员。国家工作人员也应当纳入本罪的主体范围。     

受贿罪主体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领域的犯罪现象层出不穷,这其中尤其以贿赂类犯罪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引人注目。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但由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概括性和模糊性,实践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还存在分歧;加之当前受贿犯罪的手段趋于隐蔽化、多样性,使得认定受贿犯罪的主体更加困难,同时也变得日益迫切。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是有效打击受贿犯罪的题中之义。     

媒体工作者也需“普法”——浅析足坛反腐报道中须注意的法律常识问题

前不久,司法机关在中国足坛开展的持续了两年多的反腐扫赌行动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2011年12月下旬,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足坛反腐扫赌系列案的部分案件.今年2月中旬,铁岭市中院和丹东市中院先后开庭对相关案件进行一审宣判.庭审阶段,被告人多达48名,被告单位3家,被告方被检方起诉的罪名达8项,涉及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诈骗罪、职务侵占罪、非法拘禁罪、妨害公务罪和开设赌场罪,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千万元人民币.     

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要件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七）》）,其中的第十三条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