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U型”规律与金融激励机制的影响——来自世界的经验

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有研究多有讨论，但较少涉及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非线性U型规律的探讨，并对金融激励机制在这一规律中的作用予以研究，得出相应的假设。论文选择世界100个国家或地区1995-2017年23年间的平衡面板数据资料对这一规律的机理予以说明并开展检验，通过最小二乘法（OLS）、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弱工具变量问题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对异方差更有效率的广义矩估计法（GMM）,以及迭代广义矩估计法（迭代GMM）分别对模型进行估计,对其可能存在的金融激励影响机制以及异质性开展了检验。通过多个内生性与稳健性的方法检验后发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满足U型规律且金融激励机制发挥了杠杆作用，放大了这一规律的作用效果，使其更为明显。得出了恰当地选择创新项目的对象并开展合理投资，以及持续支持创新的政策启示，对打破“收入陷阱”问题有一定的启示。     

功能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阈值对技术创新的非对称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驱动金融包容性增长的新金融形式，无论在服务范围和触达能力的规模层面，还是在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功能层面，均能更精准化支持技术创新。本文首先基于A&H模型与内生增长模型，嵌入金融超发展非线性影响关系，并借助数值模拟方法，揭示数字普惠金融规模和效率层面的不同阈值对技术创新的非对称传导机制和影响特征。其次沿着功能视角，深入我国2011~2018年地级市数据，运用门限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阈值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存在非对称影响，在不同阈值范围内对技术创新影响程度不同；（2）数字普惠金融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等规模层面对技术创新表现为明显的超过合理阈值后的递减影响特征，在数字化程度等功能层面表现为持续的正向促进影响；（3）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规模过度扩张表现出不同阈值的边际递减效应，而金融效率可以保持正向促进影响；对于中西部地区，二者均表现出正向促进作用。本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功能层面改善是突破规模瓶颈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