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机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三重差分模型

    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密切相关,目前关于碳交易机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分析缺乏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2009—2016年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以2013年末在7个省市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三重差分的估计方法,通过对比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前后、试点省市相对于非试点省市、高污染行业相对于低污染行业的企业绿色专利申请占比的变化情况,探究碳交易机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异质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相对于非试点省市和试点省市的低污染行业,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提高试点省市高污染行业的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比例。（2）相比于发明类绿色专利,该政策对绿色专利中的非发明类专利的促进作用更强。（3）相对于国有企业,该政策对试点省市上市公司中非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加显著。此外,本文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增加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科研人才引进和提高科技研发支出、提高企业资产净利润率,进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中国实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供一定经验支持;为如何实现提质增效、更好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和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碳达峰目标下中国绿色建造技术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基于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

绿色建造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是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路径之一,为有效解决目前我国绿色建造技术推广与应用遇到的障碍,在研究国内外相关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影响绿色建造技术发展的因素,并从市场、经济、生态以及社会参与度等角度得到关键驱动因素,据此构建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对有关驱动因素进行灵敏度的动态分析并观察各主要因素的影响效果,得到碳达峰目标下我国绿色建造技术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各驱动因素对我国绿色建造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不同,技术研发程度、政策法律完善程度、绿色建造管理模式、节水节地技术效率对成本影响明显,而对生态价值和生产力效率影响不同。根据研究结论,从绿色建造政策法规、技术研发、管理模式和技术效率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碳市场建设对资源型城市资源依赖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异期DID模型

本文以降低资源依赖度作为切入点,以中国资源型城市为样本,鉴于不同碳交易试点地区开展试点工作的时间不一致,采用异期双重差分法（DID）考察碳交易市场试点对资源型城市资源依赖度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碳交易能够较为显著地降低资源型城市对传统资源的依赖程度,但此种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且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结果均能够支持这一实证结果。本研究结论对于增强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信心、促进区域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海洋渔业碳汇能力与潜力评估

通过海洋渔业固碳增汇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其中的关键在于科学、精准、系统测算海洋渔业碳汇能力。本文剔除经典“可移出碳汇”模型中部分不具有碳汇功能的碳,把贝藻通过释放POC和DOC形成的碳汇纳入测算模型,基于2006—2020年中国9个沿海省份贝藻养殖产量面板数据,评估中国海洋渔业碳汇能力,并基于LMDI分解方法解构中国海洋渔业碳汇能力提升的贡献因素,预测不同情景下2030年中国海洋渔业的碳汇潜力。研究发现：①2020年中国海洋渔业碳汇能力达302.63万t/年,区域差异显著;②包含不具有碳汇功能的碳会高估海洋渔业贝类碳汇24.24%,而不考虑贝藻通过释放POC和DOC形成的碳汇会低估海洋渔业碳汇50.70%;③在当前注重规模效应的发展模式下,到2030年海洋渔业碳汇能力为335.51万t/年~399.92万t/年,碳汇增长潜力有限。基于此,应推动中国海洋渔业碳汇的增长模式向技术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变,不断提高中国沿海省份海洋渔业碳汇能力,持续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作出贡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随着国内“双碳”目标的提出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增加,国际上有些观点认为中国通过OFDI向其他国家进行碳排放转移。本文构建区分内资和外资企业异质性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度和分析2005—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碳排放效应,检验中国OFDI是否导致“污染天堂”效应。结果表明：①中国OFDI的碳排放量比较小,占全球投资碳排放的比重远小于中国OFDI存量和流量占全球的比重。②中国OFDI碳排放主要集中于资源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在大多数国家的OFDI碳强度小于东道国碳强度,这说明中国在这些国家的OFDI呈现“污染光环”效应。③中国OFDI碳排放主要分布在投资规模大、投资动机以资源寻求型为主、碳强度高的行业。因此,建议中国政府推动双边低碳投资合作框架,中国企业通过全球产业关联促进低碳技术的溢出和传播。     

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来自中国282个地级市的经验研究

统筹协调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对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及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构建“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碳排放”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06—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3个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及耦合协调情况,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探究3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6—2019年中国“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碳排放”系统呈现“低发展水平、高耦合度、低协调度”的特点,3个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耦合度呈现曲折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总体上由失调衰退阶段向协调阶段转变。②3个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经济发达地区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相对更高,绝大多数城市的耦合度处于高水平耦合等级,但耦合协调度没有达到协调发展阶段。③经济实力、外部制度环境和金融规模对3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消费能力、环境规制、政府能力及金融效率则不利于3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研究丰富了“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碳排放”系统协调发展的理论内涵,对助推3个系统的协同发展演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时间偏好影响下的海洋牧场蓝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海洋牧场是促进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其蓝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则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环节。然而,参与主体单一、生态价值回报不足、跨期价值转换偏差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海洋牧场蓝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市场化、可持续运作。鉴于此,本文在“政府激励+蓝碳交易”直接机制的基础上融入“蓝碳质押信贷”间接机制,设计了一个涵盖政府、渔企、第三方服务机构（碳交易中心、银行等）3个主体,现期收益与未来收益可转换的海洋牧场蓝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同时将时间偏好引入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渔企时间偏好对该机制运作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①渔企时间偏好对海洋牧场蓝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存在影响,对3个主体策略行为的影响而言,对渔企影响最大,其次是第三方服务机构、政府。②在直接实现机制中,补贴金额和环境保护税越高,越有利于推动海洋牧场及其蓝碳生态产品市场发展;且相较于补贴,环境保护税这一负激励的推动作用更强。蓝碳现货价格越高,渔企采取海洋牧场模式的意愿越高,但对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蓝碳质押信贷业务的意愿产生倒“V”型影响,即先促进后抑制。③在间接实现机制中,信贷风险越低,质押率越高,就越有利于推动海洋牧场及其蓝碳生态产品市场的有序发展;而守信奖励、违约金等信贷奖惩措施应适中,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实现海洋牧场及其蓝碳生态产品市场的良性发展。以上结论对完善中国海洋牧场蓝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基于产业转移视角

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背景下,城市间产业转移频繁,伴随经济和碳排放的连接,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的影响成为区域低碳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战略问题。本文采用动态偏离-份额模型测度城市间产业转入和转出量。基于空间全局自相关、反距离空间权重和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2005—2017年26个长三角城市的产业转移动态、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在空间溢出视角下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②长三角城市群内频繁转移的产业多数为非能源密集型产业,产业转移并未产生显著“碳减排”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转移的经济影响开始显现,产业转移实际上不利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碳排放量减少。③人均GDP与碳排放强度呈现“倒U型”,技术水平与碳排放强度呈现“U型”,存在“技术进步的反弹效应”,人口数的增加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二产比重正向作用于碳排放强度。因此在制订碳减排计划时,需要考虑不同区域生产效率、能耗强度、人力资本等因素,做好产业转入、转出的碳排放强度监测,避免盲目进行产业转移;壮大优势产业,改善产业结构,培育新增长点,发展符合城市自身禀赋的低能耗产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碳排放的对称与非对称影响

在全球经济快速转型背景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的影响已渗入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正确认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环境风险对“双碳目标”实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非对称传导效应视角,采用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EPU在长短期对碳排放的对称与非对称影响,并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展开异质性分析,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EPU上升、下降对碳排放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EPU对碳排放短期存在非对称影响,长期存在对称影响。在短期,EPU上升显著影响碳排放,而EPU下降对碳排放影响不明显。在长期,两者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EPU下降促进碳排放。②EPU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具有明显区域异质性。在短期,EPU变化对东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对中、西部地区作用显著,并表现出非对称影响;在长期,东部地区仅有EPU下降会增加碳排放,中、西部地区EPU与碳排放呈现负相关的线性关系。③碳排放在不同区域受到EPU冲击后的调整速度不同,东部地区的自我调节能力高于中、西部地区,能更迅速地调整并稳定碳排放水平。④EPU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经济效应表现,EPU上升通过抑制经济增长活力导致碳排放降低,EPU下降通过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导致碳排放增加。未来,政府应审慎调整经济政策,健全和完善市场信息披露体系并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助推新兴产业发展。     

京津冀地区城市客运交通碳减排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

客运交通在京津冀地区城市交通总量中占比高,其减排潜力是影响交通碳达峰的关键因素。本文建立了基于Agent建模与仿真方法的京津冀地区城市客运交通系统的模型,模拟了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客运交通碳减排政策情景下消费者的交通出行行为,评估了各类碳减排政策的环境效益、经济成本及其对碳达峰的影响。结果显示：①乘用车燃料效能提升政策是唯一可以在2030年京津冀三地同时实现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达峰的政策情景,且其碳减排的经济成本较低,其中天津市预计最先实现碳排放达峰,北京市次之,河北省最后;②公共交通推广政策的碳减排经济成本相对较高,尤其以河北省最为突出,虽然该政策可以在北京市和河北省实现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达峰,但无法实现天津市碳排放达峰目标;③交通拥堵收费政策在京津冀三地单独实施无法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需要与其他政策组合实施。基于此,京津冀三地实现客运交通碳排放达峰目标需要持续推进乘用车燃料效能的提升,此外还可以采取新能源汽车补贴、公共交通推广和交通拥堵收费等组合政策,以降低减排的经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