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笔"与"文笔"——读林帆《《史记》与"报告文学"》

《新闻记者》月刊今年第8期上发表了林帆先生《〈史记〉与"报告文学"》一文(下面简称"林文"),文章的大意是,通过《史记》与报告文学的类比,认为新闻(林文将新闻通讯视为"报告文学")的写作也可仿效《史记》,采用文学的笔法。我读后觉得文中的许多提法与意见,颇有商讨的必要,现在就来逐条展开讨论。     

《谁是最可爱的人》版本小考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部名作与魏巍的名字联在一起。名作问世，很快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指，半个多世纪以来，演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称。魏巍的这部三千馀字的报告文学也因此成为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至今依然作为经典不断地重印。《谁是最可爱的人》不但收入语文课本，还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国外。盲文出版社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盲文读物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     

栾菊杰拔剑再出鞘

20多年前，一篇名为《扬眉剑出鞘》的报告文学让栾菊杰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从1984年奥运会上夺得女子花剑个人金牌的那一刻起，她就在中国的奥运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古人云，五十知天命，可栾菊杰偏不信，侨居加拿大多年的她再次出现在国内公众面前时，竟宣布将力争出现在北京奥运会上，而且是以运动员的身份。     

《大寨在人间》探赏

在我的阅读范围中，很难找到像张正隆的报告文学《大寨在人间》（原载《解放军文艺》1984年第6期）那样充满刚性和力度的动人心魄的文字。这样的作品倘若选人教材，或作为阅读书目推荐给学生，它给予学生的，将不仅是思想的启迪和文学审美的感染力，它会激发你对历史、对生活，对生养我们的土地的敬畏感，并具有刷新和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这也是我常常将《大寨在人间》带进课堂的重要原因。     

试论丁玲的自我认同困境--从《我在霞村的时候》文体模糊性谈起

文体的选择关乎语言、修辞、叙事模式的倾向,也暗含着作者自我认同意识的归属。丁玲在延安早期创作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带有“类报告文学”特征。文体模糊性与人物塑造的矛盾性都构成了小说意义指向的不确定性,背后隐藏的是丁玲在“知识人”与“革命者”之间摇摆的自我认同困境。     

报告文学的人民性与人类性——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天使在作战》评论

报告文学不但要有人民性,更要有人类性。衡量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是否"弘扬主旋律",是否具有人民性,不在于题材和内容,而在于是否回应了人民期待。承载着人类共同的精神情感是人类性具体表现。报告文学的创作要站在世界发展的历史来观察,要站在人文关怀来思考,不断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民族特色中能蕴含世界性,现代艺术中也能蕴含世界性。人民性与人类性相互兼容是报告文学创作的新方向。     

由纪念“七七事变”想到的媒体责任

因为要纪念“七七事变”78周年和迎接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典礼,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邀请我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在“强素质、作表率”主题读书讲坛上做了题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与思考》的特别演讲.他去年为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次国民公祭日撰写了《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一书,为了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任务,他奔波于海内外,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包括诸多不为人知的各种文稿,访问了尽可能找得到的当事人和了解当事人的社会关系,利用每天凌晨4点到上午8点和晚上的空隙,整整经历了6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60余万字的书稿,一经问世,便轰动全国,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