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谷诗宋代三家注的历史解释

在宋代注重历史解释的学术背景下,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在当代史的视野下,运用＂以史证诗＂来解释黄庭坚诗。三家注都将《山谷集》三集由分体改为编年,并对作品的系年作了精审的考证,史容还纠正了黄的不少编年错误,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诗。三家注又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山谷诗的创作背景,点明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特别是使用典故与比兴的诗句。     

翁方纲《苏诗补注》的文献价值与注释成就

清代著名经学家、金石学家、诗人翁方纲所撰《苏诗补注》,以宋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校勘并补全查慎行所录施、顾原注,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苏诗补注》又针对施、顾原注、邵长蘅等的补施注及查慎行补注中的错漏,以考证的方法作了精辟的补注,在语言解释、历史解释、心理解释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变身”的尴尬——过渡礼仪视域下的《铁木前传》

在传统社会中,过渡礼仪是民众获得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但在现代社会中,民众的社会身份往往由国家意识根据政治需要予以指定。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一次国家意识动用政治权力,赋予农民新身份的尝试。作为一部以合作社运动为背景的小说,《铁木前传》不仅表现了国家意识对民间秩序的干扰,也暗示了合作化运动与“社会主义成年礼”之间的镜像关系。在一个尚未进入现代的前现代社会里,面对民俗符号,权力符号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即使采取了授予新人权力、设定道德新标准等行政方法,仍然无法让农民顺利变身为社员。     

论赵次公的典故注释

赵次公在其诗歌注释中归纳了杜甫、苏轼等诗人用典的方法与规律,由此建立了完整的典故分类体系,并指出了注典必须兼顾祖孙的原则,对后世有重要的启发与影响.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考论

赵次公等人的苏诗四注不断有注家加盟,逐渐发展为五注、八注、十注、百家注,又由原来的编年注演化为分类注,最后形成《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该注本有汇集众家注释之功,但亦有任意删削旧注的短处。该注本的“增刊”部分重收了部分被删的旧注。集注中最重要的注家赵次公主要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解释苏诗,重点在注典、释意、评论三方面。这种注释方法,能总结苏诗的创作特长,但也有失于考证事实的缺陷。     

论赵次公的典故注释

赵次公在其诗歌注释中归纳了杜甫、苏轼等诗人用典的方法与规律,由此建立了完整的典故分类体系,并指出了注典必须兼顾祖孙的原则,对后世有重要的启发与影响。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释意

《诗经》的毛传、郑笺、王逸的《楚辞章句》都注重解释作品中比兴手法的含意,为中国古典诗歌注释开创了释意的传统。宋代任渊《山谷诗集注》继承了上述传统,并克服了李善《文选注》＂释事忘义＂的缺点,结合作诗的背景,考证诗歌的本事,从而解释了黄庭坚诗歌中的典故与比兴意象的含意。作为＂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较早产生的作品,任渊重视释意的注释思维及其释意模式对宋代诗歌注释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宋人注宋诗的文献价值

宋人注宋诗的注者常参与原集的编纂。任渊的《后山诗注》与胡穉的《增广笺注简斋诗集》在别集的最初版本已失传的情况下,成为现存最早的版本。任渊的《山谷内集诗注》、史容的《山谷外集诗注》将原集由分体改为更佳的编年排列方式。这些注本都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任渊的《山谷内集诗注》、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题下注、李壁《王荆公诗注》所作校勘,用以参校的材料可信度高,且慎于改动原文。李壁《王荆公诗注》还进行了辨伪。宋人注宋诗所引佚书,亦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论沈钦韩《苏诗查注补正》的考据价值

乾嘉时期的学者沈钦韩善于补注经、史,尤重于地理、职官典制、史事的考据,他的这一学术特点亦贯穿于诗歌注释中。《苏诗查注补正》作为沈的代表作,对苏诗查慎行注的地理、职官典制、史事等方面进行了严谨缜密的考据,纠正、补充了查慎行及前代其余苏诗注家的大量错误和疏漏,形成了以考据注诗的特点,在苏轼研究史与清代诗歌注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价值与史实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汇集了宋代王十朋集百家分类注、施顾注、清代邵长蘅等补施注、查慎行注、翁方纲注等苏诗旧注,选用了较佳的版本,保存了珍贵的苏诗旧注资料,并对旧注的引文错误进行了考订。冯应榴受乾嘉时期重考证的诗歌注释风气影响,将史实考证的方法融入到以史证诗的诗歌解释思路中,对旧注的人物、事件、地理、职官、编年等方面作出了补正。冯应榴的合注,是苏诗注释史上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