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领域构建之新探索——基于西方公共领域理论文化现象之解读

通过对西方公共领域理论及其中国本土化演进的再确认,发现一个长期被我国学界忽视的基本事实,即西方公共领域理论文化现象的存在。它集中表现为“国家-社会”二元模式论,并与“公私二元论”互为表里,从而很好地解释了西方公共领域理论的跨文化运用遭遇瓶颈的原因。鉴于此,在超越“国家-社会”二元模式论的基础上,尝试借鉴公共哲学中的“活私开公”理念,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境况,重新探索中国公共领域应有的内涵及其构建路径。     

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利益诉求与利益博弈分析——以“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为例

在2009年发生的“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各种社会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公共利益、政府利益与私人利益对公共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从而使得公共利益得到维护,公共决策的理性得以回归。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我国公共决策的利益博弈机制,应大力推动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并实现决策主体多元化,致力实现决策程序的法制化和民主化,努力构建和完善公共决策监督机制与问责制度。     

日本护理NPO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市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NPO法和护理保险制度的相继实施,取得NPO法人资格并成为护理保险指定事业者,面向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日本护理NPO开始兴起,成为继政府和企业之后日本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力量。对日本护理NPO的发展现状及其独特作用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可获得一些启示：“社会选择”路径是我国福利NPO发展的首选路径;立足社区提供民众真正所需的服务是我国福利NPO的立足之本;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及配套制度是我国福利NPO发展的基本保障。     

日本募捐政策:演变历程与规制逻辑 ——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在因募捐活动所引发的诸多争议以及针对《慈善法》所设立的慈善公募资格行政许可制度引发的诸多讨论中，关于国外募捐政策的研究日趋活跃。然而，目前我国学界涉及日本募捐政策的研究存在不少偏误。鉴于此，分阶段地考察日本募捐政策长达150余年的演变历程后发现，其规制逻辑清晰地呈现为：从“基于资格准入许可的全面规制”走向“放任自由”(规制空白),继而从“资格和行为的双重规制”转向“依法对募捐行为进行有限规制”,最终走向“政府有限规制和民间行业自律并行”的格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日本经验的启示在于，我国应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渐进性地适时调整过于严厉的慈善募捐资格规制政策，一方面，应通过新的立法完善对各类主体的募捐行为的规范，另一方面，应通过《慈善法》的修订将针对慈善募捐的规制重心转移至公开募捐活动上，进而界定慈善募捐的构成要件。不过，时至当下，不管从宏观层面抑或微观层面，我们仍难以判断何时才能最终形成驱动我国募捐政策发生根本性变迁的所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