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于湖传》与《金瓶梅词话》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曾提及《于湖记》,序云: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饮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于湖记》全名《张于湖记》,又题《张于湖传》。欣欣子对包括《张于湖传》在内的上述作品,似乎并不满意,然而它们和《金瓶梅词话》的关系却极为密切,如《水浒传》、《如意君传》对《金瓶梅》的影响,美国学者韩南、国内学者刘辉等人,都作过专门研究,而《张于湖传》却不为人们所重视。《张于湖传》究竟是一篇什么作品?它与《金瓶梅词话》关系如何?值得我们探讨。     

来函照登

编辑先生： 最近拜读了陈美林先生在贵刊今年第二期发表的《张岱探搞序》,序末提及我十几年前报考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一事,并引述了我给陈先生信函的内容,作为当事人之一,我对此事做一点补充说明。     

李贽童心说的价值重估

李贽在《童心说》中提出了两个命题：一个是哲学命题,认为为人要保持童心,做真人。一个是文学命题,认为为文也要保持童心,作真文。单就李贽的这两个命题而言,童心说并没有太多的新意,李贽的贡献是明确地将二者联系起来,提出了文人为人为文的基本原则和底线,阐明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统一的前提。李贽的童心说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主要是针对晚明理学家和诗文复古派提出来的。李贽不只是童心说的倡导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清初话本的新变

清初话本作家都是由明入清的文人,他们在小说中表达对明朝的眷念,对变节官吏的嘲讽.明清鼎革的现实使他们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困惑与怀疑,一些崇高、庄严、神圣的东西在他们的笔下都变得滑稽可笑.他们创作了一批以战乱为背景的话本,基本倾向是展示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清初话本的形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连缀形式和体制特征两个方面.     

冯梦龙"立情教"新说

冯梦龙提出的“立情教”就是要创立一种以情为教义的宗教，他所说的情有三层含义，即男女之情、人类的各种情感以及天地万物生成的本源和联系的纽带。冯梦龙论学亦重情，认为学是真性情的表现，这一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并对冯梦龙的学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作者小考

《三教偶拈序》署名“东吴畸人七乐生”，此为冯梦龙之别号。《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结尾诗署别号“髯翁”，此为冯梦龙晚年所作小说中诗的别署。冯梦龙编撰的《智囊》辑录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其中不少写入《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两书对王阳明的评价也完全一致，这是冯梦龙作《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重要旁证。     

冯梦龙的小说理论

冯梦龙为"三言"所作的三篇序,每篇重点论述一个问题,各篇又相互勾连补充,形成了自己的小说理论体系。《古今小说叙》首次提出通俗演义起源于说话艺术,与唐人传奇相比,通俗演义从语言到内容都通俗易懂,可以为普通百姓所接受和欣赏,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警世通言叙》探讨了小说创作中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的虚构方法,虚构要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故事小说可以虚构,历史小说则要严守史实。《醒世恒言叙》提出了"醒世说",冯梦龙对晚明"浊乱之世"痛心疾首,要用通俗演义来警醒世人,扭转乾坤。通俗小说要达到醒世的目的,首先要有健康的内容,还得遵循小说的特殊规律。     

论刘勰“六义”说

“六义”是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对写作文章提出的要求,其前提是为文应当“宗经”,直接目的是为了矫正当时“讹滥”的文弊.刘勰所说的“文”应该是包括文学类文体在内的各种文体,这是准确理解“六义”的前提.“六义”是刘勰在“宗经”的基础上提出的六条为文的创作原则和批评标准,它的具体内容涵盖了文章的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     

有欲无情的爱情--"三言"爱情描写的重大缺陷

“三言”中的爱情描写与真正的爱情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它们或过度强调了外貌在爱情中的作用,或过分关注了爱情关系中的情欲行为,或在爱情中掺和了一些非爱情的杂质。产生这种现象,有历史传统的影响,也有编纂者冯梦龙及其时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