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兼论《金瓶梅》对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的全方位揭示

《金瓶梅》不是写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的反封建反腐败的政治小说,也不是写新兴商人悲剧的经济小说。《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是全方位揭示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的性小说。它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小说艺术发展史上、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     

袁中郎与《金瓶梅》

袁中郎在《金瓶梅》的早期流传中,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从明代万历二十年到四十五年,是《金瓶梅》抄本的早期流传时间,但流传下来的有关史料并不多。而记载《金瓶梅》与袁中郎的关系的史料却有七、八条。     

重论《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

20多年前笔者就提出,《金瓶梅》是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独立创作发展的过渡形态的作品的观点。2010年在《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出版时,将此观点概括为《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此文又对＂过渡说＂进行哲学思考,用＂扬弃＂这一概念研究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提出《金瓶梅》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水浒传》）向＂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红楼梦》）发展的＂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过渡形态＂乃是《金瓶梅》成书方式的本质特征。这是笔者对《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的最新阐述。     

郑振铎《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郑振铎对《金瓶梅》的四个方面的总体评价,高屋建瓴,深刻、独到,代表了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最高水平。他对《金瓶梅》性描写的成因研究有贡献,但对小说在多大规模上写性,缺乏基本了解。把小说中的性描写完全看成是糟粕,加以全盘否定,而看不到它的价值所在,这是不可取的。他用来路不明的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来证明并提出《金瓶梅》成书于明万历中期的观点,不能成立。他仅用"山东土白"四个字,认定《金瓶梅》作者必为山东人而绝对否定"江南人"的可能性,这是不对的。     

人体装饰美与精神文明刍议

一定社会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思想、伦理的发展方向、发展水平,都是社会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人对自身的装饰美化,既是一种文化,又与社会政治思想、伦理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人体装饰美的历史发展,也是精神文明的一个标志。研究人体装饰美的历史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指导现时代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的人体装饰美化,也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美学上对人体装饰美的研究,是很薄弱的。笔者不揣冒昧,对此作些探索,当然不免失之浅薄,故曰“刍议”,惟望时贤正之。     

《金瓶梅》与《水浒传》重迭部分的比较研究

明人袁小修在《游居柿录》中指出:《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据目前发现的史料考知,他第一个指明了《金瓶梅》与《水浒传》的因承关系。《金瓶梅》以《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为线索,因此它抄引了《水浒传》中的许多文字,这就构成了两书的重选部分。在两书的重迭部分中,《金瓶梅》在抄引时作了许多改动,同时又增写了许多文字,这就出现了两书的同中之异。这是研究《金瓶梅》成书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国内的研究者还无人涉足。笔者在此仅作初步的探索。明代嘉靖年间,《水浒传》已有多种刻本传世。《金瓶梅》成书在隆庆朝前后,它     

吴晗《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上世纪30年代,吴晗先生通过翔实的考证,彻底否定了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荒唐离奇的传说故事,在《金瓶梅》作者研究史上建立了一大功绩。但他仅凭此点即提出"《金瓶梅》非王世贞作",不能成立。他首创的"《金瓶梅》成书年代万历说",由于考证详尽,因此几十年来信奉者甚多。但吴晗提出此说的论据,即对"佛道两教的盛衰"、"太监的得势与失势"、"太仆寺马价银、皇庄、皇木"等问题的考证,失之于片面、武断而不能成立。     

“非大名士”参与《金瓶梅》创作之内证

作者认为,《金瓶梅》是“大名士”与“非大名士”的联合创作。本文通过对《金瓶梅》中的“夫子自道”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金瓶梅》借抄《水浒传》文字中出现的种种错漏现象,人物塑造、情节描写中的抄袭痕迹,《金瓶梅》全书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修养等若干方面的考察,为“非大名士”亦即中下层文人参与了《金瓶梅》创作问题,提供了内证。     

重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台湾学者魏子云通过民国《吴县志》考证,否定鲁迅的《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于明代万历庚戌（三十八年）的权威论点。但魏的考证中存在三个问题。通过对清康熙《浒墅关志》考证,解决了魏的考证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从而彻底否定了鲁迅的权威论点。又通过多个考证,认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从而提出了《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金瓶梅》研究30年

30年的学术成果：出版了10部著作,取得了10个研究成果。治学特点：“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与权威学者论争,在客观上有其必然性,很多有重大创新的学术成果,往往是在与权威的论争中产生的。治学之道：知己知彼,选准研究目标;高层次加入;思辨与考证,双向汇流;学好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