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年谱(节选)

本文选自《黄宗羲年谱》中的崇祯十一、十六年及康熙九年之全文。崇祯十一年梨洲参与的《留都防乱檄》事件,掀起了东林与逆案再一次交锋。是年,又是清兵入塞,京师戒严。梨洲特撰注《西台恸哭记》、《冬青引》以明志。崇祯十六年,笔者对黄炳垕的《黄梨洲先生年谱》失考之处予以匡正。康熙九年,梨洲为高旦中题主,遂宿育王寺观舍利,后撰《阿育王寺舍利记》。略谓:“舍利本系释氏涛张之物,况一伪再伪,不足为奇。     

《聊斋志异》没有否定过科举制度吗——兼谈全书功名观的发展脉络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揭露了封建科举的种种弊端,但从未象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那样,对科举制度本身提出过怀疑与否定。这一观点似乎成了学术界渐趋一致的公论。对此,我想谈一些不尽相同的看法,就正于学界。根据章培恒先生对《聊斋志异》卷册排序的考订,我们不妨将蒲氏《聊斋志异》的创作分为四个阶段:创作前期(约四十五岁前,写成第一二两册)创作中期(约五十五岁前,写成第三四两册),创作后期(约六十五岁前,写成第五六两册),创作晚期(七十五岁逝世前,写成第七八两册)。按上     

论《二拍》中的商贾形象──兼论晚明社会价值观与个体人生观的变易

在《二拍》的描写中,长期遭受压抑的商贾形象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商业地位与商贾人格获得提高与尊重,行商为贾的意义定位受到重视,社会价值观发生移位;经商做贾开始成为人们值得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科举不再被视为唯一的进取之路,个体人生观亦出现嬗变。如此变易,显示出晚明文化语境中价值评判原则内新的历史趋尚。     

辛弃疾献俘何地小考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间,辛弃疾奉表南归。也在表章上签过字的抗金义军小头目张安国,乘机勾结金人,竟然杀死义军首领耿京,投降了金营,做了济州知州。辛弃疾于归途上闻讯,遂率五十骑,直奔有五十万敌军把守的济州,一举活捉了张安国,绑赴南宋正法。其非凡之举,后世叹佩不已。人云: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然而,对辛弃疾押叛徒张安国赴于何地,今人传记颇为不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夏承焘《辛弃疾》一书中写道:“(辛氏)把这个叛徒绑到建康,献给赵构杀了。”同是该古籍出版社发行的周笃文《宋词》中却有这样一段记载:“(辛氏)一举活捉了正在狂欢作乐的张安国,押至临安正法。”     

浅议通俗文学的特质

通俗文学以其独特的品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无庸置疑的地位。近几年来,文学界围绕通俗文学所进行的论争,使不少人对原本熟悉的这一文学类属产生了某种迷惘与困惑。街头地摊上曾一度泛滥过的俗得令人生厌的所谓“文学”,使通俗文学身价倍跌,也因此而遭到普遍的针砭与指责,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而许多流行的为人们所推崇的通俗文学作品及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古典名著如《三国》、《水浒》、《西游记》乃至《红楼梦》,谁又不能将它们排斥于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外。于是,有人提出:通俗文学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确定、随意性很强的文学概念,对它的理解容易造成概念确认上的错位,以致造成通俗文学研究上歧说纷     

试论《聊斋志异》的民族思想

蒲松龄有否在《聊斋志异》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思想,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搞清这一问题,就要牵涉到对这位伟大作家整个创作思想及《聊斋志异》的评价,其意义不可低估。去年,在山东大学召开的全国性的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综观争鸣全貌,影响最大,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聊斋志异》虽然有一些不利清朝统治的篇章,但也不能由此认为蒲松龄具备了浓厚的民族意识。对这一观点,我有些不同看法。本文试图通过对《聊斋志异》具体作品的分析,就蒲松龄的民族思想作些粗浅的探索,以求正于前辈。     

论宁波商帮对科技进步的历史贡献及现实影响

宁波商帮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为改变传统观念与树立科技发展的新思想，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他们在打造民族工商业上也有过作为，不但在传统的经营上，而且还在兴办科技型工业上作出过贡献。改革开放以后，宁波商帮一直在帮助国内和家乡的教育事业。今后如何进一步促进他们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努力，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课题。     

试论黄宗羲及其学术思想

本文简论了黄宗羲的生平,并就黄氏在政治、哲学、史学、文学诸方面的学术成就作了具体的评述与探讨。     

《南雷诗历》和天一阁藏“万贞一写本”

(一) 康熙三年(1664)梨洲五十五岁,偕胞弟晦木及弟子高旦中复出游,至语溪、常熟、吴门、武林诸地,与明遗民吕留良、钱谦益、周子佩(周顺昌子)、宏储僧等会晤,历时近半年。雨上门士万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