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禅

<正>禅宗是最具中国气派的佛教，也可以说它是中国自己的佛学。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到唐代禅宗的建立，花了60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对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漫长的消化过程。禅宗的通达、旷放的精神，质朴明快和讲求实际的作风，都是中国固有的民族性格的表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禅宗一出现，就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其影响迅速扩大到社会文     

纸与诗

中国是最早发明和应用纸的国度,传统文学的专擅形式则是诗,纸与诗是我们引为自豪的"国粹"。简帛时代延续几千年,造成了我国上古时代文化领域狭窄、流传缓慢和著述形态的封闭单一。纸之出现与广泛应用标志着中国文化步入中古,成就了魏晋这一历史上第一个文学文本创作的黄金时代。中古之前"诗""歌"一体,纯文字诗很少;魏晋纸之应用普及后,诗歌从实际的歌唱变为纸上的文字,其节奏韵律与文字意义之主从关系发生倒转,文学性逐步确立,诗的意境逐渐产生。总之,晋宋之后诗之变革,关涉审美内质与形式声韵。这一系列变化是纸之应用改变了诗歌传情的物质媒介的结果,亦可见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的决定作用。     

“象”与“境”

在中国古人那里,“形”与“象”这两个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形”,指事物实在的形体;而“象”指人对事物的意象感受,它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质。诗歌创作中,作为抒情之中介的景物,并非脱离人的主观感受的纯粹的客观外物,而是诗人对景物的生动意象。所以中国诗学中往往以“象”字来说明诗中所描写的景物。从创作的角度上说,诗中所写之“象”,是诗人看物时所形成的主观意象;从欣赏的角度上讲,赏诗所得之“象”,是读者看待后呈现于头脑中的无客观对应物的、虚幻的主现感受。因此,中国诗学又从佛学中借用了具有虚幻感受之含义的“境”字,来代替原来的“象”的概念。     

嗟叹与咏歌

在诗歌中,作为嗟叹的“啊”字决非可有可无的语助,它作为主观情感的最直接的显示,可以说是诗歌之元声。诗句中的所有的语言,不过都是对“啊”的解释而已。从历史来说,最早的诗都是歌唱的形式,而歌正起于“啊”。而且原始的歌中只有“啊”,没有别的歌词。后来作为“诗”的歌词,是从“啊”中生出来的。     

滋味说探源

中国人不但以表现性的方式来创作艺术，也以表现性的方式来鉴赏和评价艺术，而最能代表这种主观性艺术审美立场的概念，莫过于“味”。“味”作为艺术审美概念，在我国发端甚早，它与我国人的审美意识本身即起源于味觉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考证“美”字的原始内涵，寻绎它从单纯的味觉到艺术审美概念的发展过程，举出先秦到六朝以“味”来评艺衡文的许多实例，证明这一衡文标准并非始于六朝，而是一个十分古老、源远流长的概念     

禅门机缘语与中唐的尚奇之风

禅门机缘语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从历史上说 ,魏晋清谈的“赌理”,是禅家机缘对话的滥觞。禅门的一些基本辩论方式以及所辩论的内容 ,在魏晋清谈之中早有端倪。从中唐以后的社会状况来看 ,由于战乱频仍 ,大量流民涌入禅门 ,迫使禅门授徒方针由原来的招揽改为拒斥 ,所以也就造成了机缘语的隐晦与诡怪。此外 ,中唐以后 ,由于社会和人们心态的变化 ,整个文化界出现一种尚奇和“解构”之风 ,机缘语的奇特 ,也是这种思潮的反映 ,它是与当时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的。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光辉典范——学习毛主席诗词中用典的几点体会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毛主席的诗词，就是运用和改造旧形式的光辉范例。他老人家把革命的思想内容与古典的诗词形式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开创了奇伟瑰丽的全新意境和博大恢宏的全     

孔子的“言诗”与《毛诗序》的释诗

《论语》中载有孔子与弟子子夏关于《诗经》的对话,称赞子夏"可与言诗"。所谓"言诗",历来理解为对《诗经》义的讨论,从而把子夏言诗作为他通晓《诗经》之本义并写作《毛诗序》的证据。其实,孔子的"言诗"是"赋诗言志"的意思,它在春秋时代是从属于礼乐仪式的说话方法,与后来直接讲解《诗经》的《毛诗序》没有关系。孔子对于《诗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赋诗"而展开的,而并没有阐释《诗经》之本义。战国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由礼乐仪式转为经典,才产生了企图诸首解释《诗经》的《毛诗序》。但因为释《诗经》者仍未脱离上古以礼乐为治的时代所形成的隐喻思维模式,仍然用发微索隐的方式去理解《诗经》,故使《诗经》的本义长期被掩埋。     

解诗二题

一、关于《西行》中“山裁万仞葱”辨疑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出《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全文及手稿，其中《西行》一诗的颈联下句，毛主席的手稿本作“山裁万仞葱”，而誊文却作“山栽万仞葱”。同报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在引述这一句时，也都作“山栽万仞葱”。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后来《诗刊》和《人民文学》在刊载这首诗时，校正了这一错误。但在一些报刊上的有关文章     

“选官”与“选佛”

唐人赴贡举干仕,名曰"选官";入禅林为僧,称为"选佛"。选官与选佛虽有入世和出世的区别,但二者在各自圈内的竞争又很相似,故士林与禅林的风习往往交相影响。这种影响不但表现为双方圈内习语的互相借用,更表现他们在组织模式和著作形式上的互相效仿。中唐后士人在贡举中形成的文人集团的组织形式是受了禅家"选佛"机制的启发,如以韩愈为中心形成的文人集团;唐代的"秀句"、"格"、"式"等诗论著作形式也是士人选官与禅僧选佛交相影响的结果。不过,僧人的格、式类著作与士人相比,有很多明显的特点和崭新的因素,象征着思维角度的一种转变,因此,禅僧之"选佛"对于深入总结艺术规律、赢得理论进步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