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维护

今天的侗族居民和汉族居民一样,都是以固定农田的水稻种植为生。然而,侗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与汉族迥然不同,所处生态环境与汉族地区更是相去甚远,从而在侗族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存理念,并衍生出了具有侗族特色的生态适应方式和举措。经过长期的磨合,侗族传统文化已经有效地实现了与所处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致使侗族传统文化在对所处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维护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浅析生态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实践

生态人类学是从文化人类学中孕育出来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因此,生态人类学理所当然继承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以人类社会中的各个民族及其文化作为研究的单元。但生态人类学作为独立于文化人类学之外的一门分支学科,其理论建构既不能完全趋同于文化人类学,又不能完全依赖于生态学。在总结文化人类学与生态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经验前提下,生态人类学提出了自己的三大立论公设,以利使自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对《清史稿》经纬度数据偏差的解读——以《清史稿·贵州地理志》为例

《清史稿》是按照正史体例撰写的清朝断代史未定稿。该书第一次在国家级的断代史中收载各地治所的经纬度数据,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该书收载的经纬度数据出现偏差。本文仅就其"贵州地理志"的经纬度数据偏差加以解读,探明偏差及错误的原因,以利读者正确使用。     

人类学与民族的砚代化与现代化的民族——评刘景慧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现代化》

关于民族现代化的内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刘景慧所著的《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一书中以人类学民族学的视角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出发，提出了现代化的内涵与本质，使人耳目一新。该论著认为：人们在谈论这话题时，往往忽视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现代化的内涵在不同时代的人们观念中并不相同。民族和文化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象。     

生态治理的文化思考——以洞庭湖治理为例

洞庭湖是我国最主要的淡水湖之一,它的治理直接关系着长江中游平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仅将洞庭湖治理视为一个纯粹的工程技术问题。以民族学的独特视角为切入点,论证了洞庭湖治理中的社会文化属性,进而指出根治洞庭湖乃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若不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剖析洞庭湖灾变的成因,洞庭湖的社会文化治理就无从谈起。为此,从民族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生态民族学出发,提出了使用文化制衡与文化要素嫁接手段诱导湖区文化重构,去建构根治洞庭湖的社会文化新模式。     

中国各民族农业遗产的特殊价值分析

农业遗产必然是适应于特定自然与生态系统,经历过超长时段积淀的产物,而不同国家和民族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都具有很强的稳态延续能力,其演化、变迁的速度极为缓慢,变幅也不会太大。这就使得不管是哪种农业遗产,无一不具有古今通用,甚至可以沿用至未来的禀赋,因而各民族的农业遗产即使处在快速巨变的今天,其应用价值依然有效。对农业遗产而言,关键是发掘、传承、利用和推广,并立足于其固有的自然与生态适应禀赋去有选择的推动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接轨,使之能服务于当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维护,增进人类的身心健康。这就使得农业遗产与其它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迥然不同,光实施保护还远远不够,推动农业遗产实现其特殊价值更有意义。     

论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生物物种多样性的耦合关系

生物多样性表现在生物界中,文化多样性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两者之间似乎毫不相干。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早已结成了密不可分的耦合关系,这是它们协同进化的必然产物,它们必须相互依存、相互支持才能共同繁荣。生物物种多样性是民族文化多样性产生的基本源泉。民族文化多样性是生物物种多样性稳态延续的根本保证。只有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生物物种多样性相互耦合,人类社会才能可持续发展。     

彝族文化对高寒山区生态系统的适应——四川省盐源县羊圈村彝族生计方式的个案分析

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在历史上曾经有三个民族在这儿发挥过深远的影响,最早是藏族、接着是漠西蒙古和硕特部,最后才是彝族.这一特殊的历史过程使得今天在这里所看到的文化生态特点既有别于凉山腹地,又与藏区不同.但从今天调查到的当代彝族生计着眼,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彝族文化对这里的特异生态环境作出了成功的适应.其社会生产效益和生态维护成效,都比大小凉山彝族地区更能彰显文化再适应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论外来物种引入之生态后果与初衷的背离——以"改土归流"后贵州麻山地区生态退变史为例

清雍正“改土归流”前,贵州麻山地区属于“生界”,改土归流过程中才着手在这片新开辟的土地上设置行政机构,对当地的苗族居民实施有效的直接统治。清廷出于确保税源和施惠于民的考虑,先后向这一地区引进多种外来农作物,并由此引发了当地苗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巨变。这些政策执行之初,都收到了良好的成效,但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引进的外来作物与当地特有的自然与生态背景不相兼容,以至于随着这些外来物种种植规模的扩大,对当地自然与生态结构的脆弱环节构成直接冲击,经长期积累后,到了民国后期,终于以大面积“石漠化”生态灾变形式暴露出来。分析这200余年间的历史过程,集中表现为决策的初衷与其导致的生态后果相背离。     

试论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

土司制度在元明清三朝曾普遍推行于我国大西南各民族地区,为多民族国家稳定,边疆安全,各民族和睦做出过积极贡献.但土司到底终结何时?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不同的学人曾经提出过多种见解,推动并深化了对这一课题的认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家行政体制的整体性和民族文化的整体性,通过对土司制度实质的剖析,认定辛亥革命才是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