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中翻译：清末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中的译者关系研究

作为“西学东渐”和晚清翻译史上最为重要的翻译方式之一,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最初主要以外来口译者与本土笔述者之间的双边协作方式展开。这种方式,一方面历史地反映出这一翻译模式在晚清翻译实践中的具体运作形态,另一方面亦反映出此间中西跨语际、跨文化交流的日常展开方式。而这种翻译模式或翻译实践方式中的外来口译者与本土笔述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亦形成了一种“在翻译中翻译”的翻译形式,其中口译者的“意译”或“口译”,都需要笔述者的“意会”与“言传”来得以转换落实。而无论是“意会”还是“言传”,又都关涉着或者受制于笔述者与口译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这种关系的考察,亦就是对晚清翻译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翻译方式的考察。     

新文科：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 ——复旦大学教授谈新文科

编者按：2020年11月3日，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它标志着我国高等学校新文科建设正式拉开序幕。新文科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怎样的？它对于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究竟有何意义？如何遵循教育规律有效地推进新文科建设？这些都是我们不能不深入思考的问题。复旦大学本科生院组织文科院系的教授们进行了专题研讨，在此基础上本刊约请教授们笔谈，以期能够引起学术界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深入的讨论。     

胡适与辜鸿铭:两代“海归”之间的语言文学之争

作为"五四"白话文学及新文学运动之初所发生的"文"、"白"和"新"、"旧"之争的一部分,胡适与辜鸿铭之间文学与文化的分歧,从表象上看,集中于他们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的现代化途径与方式的不同认识上。但其焦点,却在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本质性理解和现代价值之评价上,在于他们对文化与文明的真正涵义与基本旨归的认识与实践方式上,在于他们对传统道德理性与现代科学理性彼此在现代思想、学术与精神生活领域的冲突与如何协调平衡上。     

洋场才子、文学愤青与青年革命党——上海时期（1904-1910）的胡适

上海时期（1904—191O）或者上海经验对于胡适一生思想生活之影响意义,或许一直被低估,也因此有进一步考察分析之必要。总体而言,胡适在上海接触并接受了当时中国思想言论界有关进化论思想的传播讨论,深受梁启超有关中国学术思想史阐述之激发,初步明确了白话文学在现代思想传播领域中的工具意义及实验兴趣,而上海大都市的生活经验,又为胡适初步建构其人生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早期经验,与此相关,胡适对于社会的认识,也在这一时期初步尝试了激进的社会革命与温和的社会改良之双重可能,并在怀疑主义与理性的经验主义之间呈现出一种富有时代思想特色的徘徊摇摆。当然,上海生活中的某些“负面”经验,可能在相当时期内也“潜隐”在胡适的社会生活方式中,并成为他严肃的学术人生与政治人生中的某种难以根净的花絮来源。     

新教传教士对文学中国的发现及其“和合”思想平议——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为中心

新教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的发现及其"中国观"的形成,是随着他们接触、进入中国之不断深入而逐步展开并确立起来的,其中对"历史中国"、"文献中国",尤其是"文学中国"的发现,不仅极大地扩展了传教士对于中国的认知,亦让他们能够深入到中国人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及审美世界之中,并在一个初步超越民族文化差异及现实功利诉求的求知、求真与审美的基础之上,初步展开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心灵对话与学术交流。而作为这种对话与交流的思想基础,或者说在这种对话与交流过程中逐渐明晰起来的,正是一种新的富于文化与文明之融会整合意识与精神——"和合"思想,只不过19世纪西方传教士所借用的"和合"思想,是以基督教信仰来统摄东西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的。     

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中的林纾——一种基于文学出版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林纾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关系,至少在20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这一时期内,是一种在文化与商业市场双重意义上相辅相成的共生共存关系.这种关系既见证成就了林纾以及“林译小说”在现代翻译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亦成就了商务印书馆以一个作者为中心、通过若干既有商业市场包装促销之意又不失文化水平与行为品格的推销策略而造就一个知名出版品牌的传奇.通过对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以及相关文献的分析考察,不仅可以清晰地把握上述两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历史面貌,亦可对这种关系的历史文化内涵,产生更为深切的认识与理解.与此同时,作为翻译家的林纾及“林译小说”在近现代语境中地位之变动,与现代知识的传播、现代文学的发展、现代学术体系的生成以及现代图书分类体系的建立,在一个阶段的同步之后,逐渐呈现出反向的互动关系.此类文学与文化现象,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系列“图书汇报”中,不仅有现象式的呈现,而且亦能与林纾及“林译小说”这一时期的现实遭际彼此互证.     

比较者与比较学--兼评"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一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比较学(comparativism)方兴未艾之时,与东方学和汉学研究相关的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比较神话学、比较文学和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等逐步确立并得到推广。与之相适应,19世纪英国东方学和汉学领域,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中心的“学术共和国”,而作为这一共和国的代表人物,     

文化精英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抑或文化保守主义?——试论《学衡》前后胡先骕的思想文化主张

作为一个植物学家,胡先骕却将对中国文化与道德理想的信仰与坚持,将对于中国古代诗文传统的极高训练、修养和情怀贯穿了自己的一生.尽管他作为一个现代思想文化批评家的主要批评观点和批评活动,基本上是在20世纪初期即已展开并完成,但在后来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无论面临怎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他都没有放弃亦未改变这些观点或主张.这种"现象",在现代植物学家中是特例,在现代思想文化批评家中,亦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