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悲剧中的悲剧人

悲剧曾是西方文学中至高的文学样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悲剧精神是西方文学的灵魂。悲剧精神主要凝聚在西方历代伟大的悲剧家所塑造的形形色色的悲剧人身上。深入研究西方悲剧中的悲剧人，有助于对西方悲剧精神的把握。本文认为西方悲剧中的悲剧人的根本特征是他们具有实现自由人格的强烈要求，具有强烈的超越冲动。他们对苦难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正是西方悲剧精神的核心。     

民间精神与荒诞的权力运作机制——论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的叙事伦理

刘震云持之以恒地关注权力对人性、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他最新的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被权力挟持的荒诞生活更是被他提升到一种寓言化、传奇化的境界。在游刃有余、幽默迭出、清简传神的明清话本风格般的叙述中,刘震云展示了敢于担当的民间精神对荒诞社会的不公不义的反抗,暴露出了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的荒诞性,从而逼迫人们深入反思当今社会的可能出路。这无疑是富有启示性的叙事伦理指向。     

酒神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革命叙事

酒神精神对20世纪中国文学颇有影响,尤其与革命文学叙事纠缠甚深。在革命叙事中,酒神式强力意志与生命的酒神状态均得到表现。由于革命意识形态与酒神精神的价值诉求不同,革命叙事充分改造了酒神精神。但革命意识形态推向极端时,酒神精神将从其非理性一面喷薄而出。     

从价值层面重读《红高梁家族》

酒神精神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颇有影响，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对酒神精神表现最为充分。作者通过余占整形象表达理想的生命状态，并对现代文明展开批判。但是由于强力型自然人无法确立超越精神，最终只能自我瓦解。     

现代性语境中的卡夫卡与鲁迅

在现代性语境中，卡夫卡与鲁迅都是伟大的现代小说家，他们都曾探讨过现代世界中人生存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本文比较考察了他们的精神立场、价值取向、实践原则，并考察了他们及其小说人物与各自精神传统的关系。在这种考察中，他们身上呈现出我们的现代性意义。     

论迟子建小说的温情叙事

从以<恶之花>名世的现代诗人波德莱尔以来,现代主义文学就一直以对生活之恶与人性黑暗面的大肆描绘为能事,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揭示现实,就不足以震惊人心,就不足以展示文学的深度与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先锋倾向的中国作家也莫不如此,余华小说的血腥暴力,残雪小说的阴暗潮湿与畸形丑陋,苏童小说中肆虐无忌的人性恶,莫言小说中的酷刑荟萃等都拷问着现代人性的极限,以艺术方式增强着现实之黑暗,也往往使脆弱人心日趋冷硬与荒寒.     

论1949-1976年中国文学的自然书写

文学如何书写自然,往往最能彰显它的精神品质。1949-1976年间中国文学的自然书写,基本立场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意识除了在牛汉等人的潜在写作中尚有一定的表现外,整体性的生态视野基本沦丧。这无疑是革命意识形态与生态意识冲突的显示,这需要我们做出及时的清理与反思。     

迟子建小说与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深远,迟子建小说中就有很浓郁的道家色彩。与道家的反智主义相关,迟子建喜欢塑造弱智者形象,借之表达人生理想。道家深谙祸福相倚之道,倡导安柔守雌,迟子建也强调"必要的丧失"。迟子建还像道家一样主张返回自然,寄希望于那些与物同情的小说人物。道家思想使迟子建小说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曹禺悲剧与喜剧精神立场之比较研究

曹禺创作从前期悲剧转入后期喜剧涉及到他的深层精神立场。超越精神是曹禺悲剧的精神立场，实用理性是他喜剧的精神立场，《北京人》作为正剧是两种精神立场冲突的结果。由此可以深入地分析曹禺创作的内在理路，把握曹禺剧作的深层意蕴，并对曹禺创作道路及其所依托的精神传统展开一定的反思。     

为大地而歌：生态意识与于坚诗歌

生态危机是现代性危机之一,生态意识是我们时代必须具备的一种价值观.诗人于坚在他的诗歌中苦心重建着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激,展示着自然的苦难与大地的沉沦,对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展开不屈的批判,开拓出涵育现代人性的诗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