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间城乡义务教育公平差异研究

本文构建了城乡义务教育公平指数,并计算了2003年和2007年全国31个地区的城乡义务教育公平指数得分。近年来绝大部分地区城乡义务教育公平情况有所改善。但是,横向比较来看,不同地区差异很大。随后,本文从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和政府财政管理体制两个方面论述了城乡义务教育公平指数的影响因素,并采用回归分解的计量分析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地区城乡义务教育公平指数得分差异的关键原因。研究发现,省内财政分权是地区间城乡义务教育公平水平差异的最主要决定因素,它解释了地区间城乡义务教育公平指数差异的42%。最后,还探讨了省内财政分权影响城乡义务教育公平的作用机制。     

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不公平探讨

我国有关法规有体现教育公平的规定，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存在一些导致义务教育财政不公平的条款。义务教育财政运行的结果表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居民之间在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办学条件、经费负担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虽然政府为提升义务教育财政公平进行了努力，但力度和成效还不大。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制度，以减少义务教育财政的不公平。     

我国义务教育人员性投入价格指数的构造与应用——以城镇地区为例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模型,对我国义务教育投入中占最大比例的人员性投入的价格差异及其在地区间的配置状况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地区间义务教育人员性投入的价格差异很大,生均人员性投入的实际差异远小于生均教育经费中个人部分的支出差异。但城镇地区间生均人员性投入差异依然存在,因此,政府仍需努力促进地区间义务教育财政公平的实现,并对地区间义务教育价格指数进行常规测算,以掌握教育资源的真实配置状况。     

我国居民高等教育支付能力分析

一国高等教育学费水平的确定，要考虑居民的支付能力和教育成本水平。近年我国公立高校学费提高很快，已经超出中等收入居民的承受能力，也高于多数国家公立高校的学费水平，高校学费水平提高已对教育公平产生不利影响，学费应该稳定下来，不能再大幅提高。学费涉及到广大居民的利益，应该建立学费确定的价格听证制度，以使学费政策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     

我国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进展、问题及对策

我国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在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学生收费制度和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和公共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理论分析表明,应强调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教育财政职能。今后我国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制定和完善教育财政法规、建立公平的公立学校资源分配制度、建立规范的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制度、选择合适的高等教育财政模式以及完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     

大学贫困生家庭属性甄别标准的实证研究

用家庭属性甄别贫困生可以克服或减少基于家庭收入甄别贫困生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聚类分析的数据显示,贫困生和一般学生、富裕学生相比,在父母职业、父母学历、家庭消费品拥有情况、就读学校类型、家庭公共服务可得性、父母职业预期收益、家庭不利因素以及家庭负担等家庭属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利用家庭特征属性甄别贫困生不是惟一的标准,只能是可供选择的标准之一。     

采用非收入变量认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证研究

缺乏可靠的家庭收入信息,是我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难点所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借鉴贫困家庭认定的研究方法探讨了采用非收入变量估计学生家庭收入的效果。首先,我们发现利用相对法估计的准确性可以达到40%左右。随后,对比两种不同成本的估计方案,我们发现低成本方案的估计准确性与高成本方案之间几乎没有差距。这一结论表明,或许可以舍弃那些核实成本较高的变量,仅采用易于核实的变量来估计学生家庭收入,从而大幅度降低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成本。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低成本方案的有效性还存在地域上的不一致。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是否速度太快,规模过大?

一、问题的提出目前,人们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太快、规模过大,已超出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和社会经济的需求,应该控制发展速度,压缩总规模。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这几年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较快、已达到一定规模,但并未超出国民经济承受能力,还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只是高等教育的体制和结构与经济的体制和结构之间存在着某些摩擦。因此,应该改革高等教育体制、调整结构、稳定发展速     

大学贫困生家庭属性甄别标准的实证研究

用家庭属性甄别贫困生可以克服或减少基于家庭收入甄别贫困生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聚类分析的数据显示，贫困生和一般学生、富裕学生相比，在父母职业、父母学历、家庭消费品拥有情况、就读学校类型、家庭公共服务可得性、父母职业预期收益、家庭不利因素以及家庭负担等家庭属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利用家庭特征属性甄别贫困生不是惟一的标准，只能是可供选择的标准之一。     

政府在学前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来自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分析

学前教育的准公共产品与信任品属性及其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市场结构的层级分化等决定了单纯依靠市场不可能实现学前教育资源的最优分配,更不能保障学前教育公平的实现,政府干预由此必不可少.政府通常采取的干预措施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支持幼儿教育,政府大力支持贫困家庭和社会不利阶层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建立健全幼儿教育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幼儿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严格幼儿教育师资标准等.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警惕政府干预也可能失败,如政府也有可能因为"逐利"而出现寻租与腐败行为,政府财政直接支持的公立幼儿教育机构有过度膨胀的动机,政府可能监管不力致使学前教育资源浪费严重,政府垄断学前教育优质资源致使择园风盛行.为确保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政府应找准自己的定位,限定自己的主要职责是为一般大众提供具有保育与看管功能的救济型学前教育,对于超出基准服务的学前教育要求,还是应当由学前教育市场来提供.为此,政府应加强学前教育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理顺现有投资体制,取消重点园、示范园、中心园,推行基准化服务,并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积极引入竞争机制,最终实现学前教育成本的合理分担与学前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