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点学科”到“一流学科”:政策学习视角

从政策学习主体开放度与政策学习意愿两个维度,将政策学习分为封闭型、抵抗型、争议型和开放型四种类型。贯穿我国高校学科建设政策发展历程的学习主要为封闭型学习,表现为政策学习主体为政府部门主导的小范围的政策网络,政策学习的动因重在经验汲取和问题解决,政策学习的目标为基于满意原则的渐进变迁与局部调整。封闭型政策学习使得学科建设政策无法容纳新因素成长和制度创新的内部机制,无法实现政策的"范式转变",不能满足"一流学科"建设的需要。治理视域下"一流学科"建设应以开放型政策学习推动政策创新和政策范式的转换。     

关于我国高校专业退出机制的理性思考——公共政策的视角

随着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高校专业退出机制从早期对国家控制的强调逐渐和专业质量以及毕业生就业率联系起来。从公共政策的视角看,国家制定的高校专业退出机制既有它的价值,也有它的局限。而我国高校专业退出机制的路径突破在于大力发展第三方评估、后续政策的跟进、提高高校自主性和自律性以及重视课程在专业中的地位。     

美国菲尔丁研究生大学教育领导变革博士项目及其启示

菲尔丁研究生大学教育领导变革博士项目致力于培养教育领域的领导者、变革的代理人和终身学习者。项目明确具体的培养目标,以成人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严格系统的评价标准,多元化的教职员工,教育技术的充分运用以及广泛严谨的课程设置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对我国教育博士培养制度和模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升“本”忘“本”：我国民办院校发展的魔咒

我国民办院校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经历了从事非学历教育、专科学历教育、本科学历教育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在其发展过程中,民办院校常常在获得本科学历教育资格后丢掉了获得本科教育资格的立身之＂本＂,从而影响了其后续的发展。也就是说,升＂本＂忘＂本＂,往往成为影响我国民办院校发展的魔咒。除了外在制度因素外,我国民办高校只有明确定位,发挥优势;依托地方,稳步发展;质量为本,限制数量,才有望走出这一魔咒,取得真正的发展。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信任的“空心化”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3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具体体现为政府的越位与缺位、同质化和边缘化以及资金来源的缺乏和单一。实际上,上述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信任“空心化”、社会信任“空心化”以及自我信任“空心化”引起的,因此,身份与声誉的创建、信息的公开与公示、第三域与互惠关系的构建理应成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避免信任“空心化”和促进自身发展的重要思路。     

高等学校课程:走向“学生课程”

"国家课程"与"学校课程"都是"预期的"、"未完成的课程"。只有高等学校课程成为"学生课程",实现了大学生的"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它才成为"完成的课程"。当高等学校课程成为"学生课程",每一个大学生都不仅仅有自己的学科与专业,更重要的是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课程体系,有了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技能结构、文化视界、科学与人文精神、个人修养等。     

辛亥革命后教育变革刍议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社会的转型使教育为之发生变革：确立了全新的教育宗旨;出台了学制的更新方案;提高了教科书的编写质量;探索了教学方法的改革,从而为民国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制度:历史考察与转型路径

2014年1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制度被取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重点学科历经三次评选,有效地增强了高校的竞争理念,提升了高校的办学水平,促进了学科的合理布局。但其精英化的评审理念、单一化的指标要求以及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已经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要求。因此,高校学科建设应遵循一种可能的建设路径,即从"指定指标"到"协商指标",从"单一评估"到"多元评估",从"结果公示"到"全程透明",从"政策他律"走向"高校自律"。     

台湾“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之政策研究

台湾"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自2005年实行以来,经过了第一期的制度建制、第二期的成果检核,已进入特色展现的第三期。该计划通过政策引导高校分类竞争、特色发展,强化了台湾高校对教学核心价值的认识,有效促进了教师教学专业能力的发展,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成效,改善了课程内容并发展了学校的特色竞争力。台湾"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资源分享与辅助概念无法得到真正的彰显,较难发挥教学卓越典范影响和转移功能,硬件满意度高、软件满意度低等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