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收获》

本期《收获》头条是须一瓜的中篇《穿过欲望的洒水车》。小说显出了经营荒诞的努力,在日常的环境里让一个丈夫莫名其妙地失踪,以此来考     

当代最新作品点评——看《收获》、《花城》、《十月》、《当代》、《大家》、《钟山》、《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花》

[背景资料] 在北京大学有这样一个论坛——“当代文学原创期刊最新作品点评”论坛,该论坛由著名“作家学者”曹丈轩教授发起、青年学者邵燕君博士主持,他们组织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对《收获》、《花城》、《十月》、《当代》、《大家》、《钟山》、《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花》等纯文学期刊最新发表的作品进行追踪研读,并做定期点评。     

看《收获》

位于的头条中篇小说《扎刀令》,是红柯缝制出的一件大衣裳。说它“大”,既是大叙事的“大”,也是尺寸的“大”。我们知道,衣服的大小其实取决于人,谁穿的,量体才能论衣。《扎刀令》是关于花儿与少年的,是关于一个少数民族的血性和虔诚的,大叙事在红柯早已习以为常,他把一个     

当代最新作品点评——看《收获》

伴随论坛的茁壮发展，我们不断收到来自期刊编辑、作家以及各方师友的反馈和指教，尤其是陈思和先生在《上海学》12期发表的对我们论坛的公开信，更是对我们巨大的鼓励和鞭策。我们将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点评原则，力争向陈先生期许的那样，做“刊物之诤友，编辑之知音”，同时，为读提供可信的指南，为学史留下可靠的索引，为批评重建可敬的形象。在此，我们重申自己的立场：心无旁骛，就论。苛求名家，厚爱新人。绝不锦上添花，也不故意挑刺。但怀朴素激情，兼具行家眼光。诚望以会友，促进学健康。     

看《收获》

头条是叶弥的中篇，取名《小男人》，不知道是否刻意要与作曾发表的《小女人》（《钟山》04年第1期）构成系列。然而在我看来，小说里的袁庭玉似乎并非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小男人”，倒可以看成是“局外人”。作将他像根钉子似的楔入四个女人的生活里，或把四个女人像钉子似的楔入他的生活，意在证明这个戏子一样纤弱无能的男人之“小”，却不料，袁庭玉根本不关心“大”“小”的问题，他心比天高，理想是成为一架风筝，自由高蹈地飞在：天上。如果袁庭玉真的清高脱俗到风筝的境界，那小说倒简单了，问题是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风筝在他眼里其实是抽象和暖昧的，所以他在四个女人之间摇摇摆摆。也就是说，风筝的生活到底是一种何样的生活，成了袁庭玉面临的最大问题，同样也是作叶弥面临的问题。     

看《收获》

本期主流期刊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放弃难度。长篇如此,中短篇也如此；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此,知名作家的作品亦如此。有的起笔时还颇有气象,一到该爬坡的时候就松了劲儿；有的一开篇就无精打采,题材平平,立意平平,技巧平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相对而言,新人的作品大都还有些破土而出的劲头,但毕竞还有青涩之处。放弃难度是当代创作的一大病灶,长此以往,令人担忧。     

看《收获》

本期《收获》中大大小小共六个小说，这六个小说首先分别是六个大大小小的故事。故事在当代小说中毫无争议地成了最关键的关键词，尤其当下现实主义热烈回潮乃至大一统的局势下，故事缺席了基本上会被开除“小说籍”——这绝不是耸人听闻。但是，真正好的小说不是到此为止，它还要往前走，走出故事，走到小说区别于故事的地方，那个意味深长的模糊地带就是意蕴。在此意义上，当下所谓的小说可以简要地分成三类一是故事和意蕴经营皆善二是故事不错意蕴跟不上的；三是意蕴不错故事跟不上的。当然，还可以数出第四种，那就是故事和意蕴都拿不出手的。此种不提也罢。     

看《花城》

《花城》第3期的头条是刁斗的中篇《身份》,它讲述了一个人丧失身份的过程:中年男子于非愚出差归来,常规的东西全变了,家里的电话成了空号,妻子有了一个也叫于非愚的丈夫,孩子不认亲爹,父母不认儿子,朋友也对他的身份失去了信任,最后在妻子的操纵下,于非愚不得不成了自己的堂弟,他代替在矿难中身亡的堂弟生活在这个世上,用堂弟的身份和堂弟的妻子和孩子生活在一起,自己的身份消失了。小说力图说明,一个人身份的确立其实是被“叙述”出来的,必须有“他者”的认可,     

看《收获》

沈从文先生曾道出一条小说写作的妙理,两个字:耐烦。说得真好,“耐烦”是成就一个好小说的重要条件。比如王瑞芸的中篇小说《画家与狗》,就是一个“耐烦”的好小说。小说题材其实很旧,一个失意的华人画家在美国得了幽闭症,连自己都讨厌了,但在与一条和他同样孤独落魄的狗的交往中,逐渐克服了精神困境,焕发     

当代最新作品点评

本期由主流期刊推出的重要长篇有两个:余华的《兄弟》(下半部的上半篇,《收获》)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当代》)。《兄弟》上半部推出后,批评界曾一片尴尬,到下半部现身,已是嘘声四起。人们需要讨论的不仅是《兄弟》为什么这样差?更是余华为什么这样令人失望?作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纯文学作家”,其“十年磨一剑”的作品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畅销书,“先锋余华”如何丧失了其独特的艺术品质而顺流而下?这样的退化不仅出现在余华一人身上,而是暴露了相当一批“著名作家”的写作姿态、写作状态和写作能力,由此构成的“余华现象”值得更深更广的反思。严歌苓的写作向以尖锐的女性体验和锐利的语言风格著称,她去年发表在《上海文学》第3期上的中篇《吴川是个黄女孩》将女性的飘零感和游子的漂泊感融为一体,演绎得荡气回肠,是本论坛力推的“2005年压卷之作”。《第九个寡妇》仍然写女性,但是作者显然志不仅于此,而是希望借助抒张女性的“自然本性”来翻转“不自然”的历史——只认人伦亲情、毫无“政治觉悟”的王葡萄在土改时,将被枪决(侥幸未死)的“恶霸地主”公爹藏于地窖二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才重见天日,由此翻转了《白毛女》的故事,王葡萄以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守住了人生的“常”。进行如此巨大的历史翻转需要作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力和独立的思考,其依恃的意识形态至少在文本世界里应具有说服力,严歌苓在这方面表现得力不从心。整个故事就靠王葡萄“天性生蛮”的“一根筋”来推动,显得任性而执拗。比起严歌苓笔下的那些在大千世界里辗转挣扎的复杂女性,王葡萄这个“天生地母”般的人物像是从理念里催生出来的,即使有一些鲜活的女性经验填充也如玩偶身上的衣服,其纯之又纯的形象和一往直前的姿态其实很像当年芭蕾舞台上的白毛女和吴琼花。或许是迫于文学评论乃至文学史的无形压力,近来几位以写女性经验著称的女作家纷纷从“小叙述”走向“大历史”(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收获》2005年第6期;铁凝的《笨花》,《当代》2006年第1期)。然而写大历史就能出大境界吗?当年张爱玲就有过不成功的尝试。今天奠定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并不是《赤地之恋》那样的“大历史”,而是《倾城之恋》那样的地地道道的“小女人”的故事。“底层写作”依然是“主流期刊”的“主流叙述”。《人民文学》第3期又在头条位置发表了罗伟章的《变脸》(中篇)。罗伟章以带有个人真切体验的《我们的成长》在文坛崭露头角,凭以情动人的《大嫂谣》广为人知。这些作品虽带有许多新作家都难免的简单、青涩的毛病,但其真切的体验和朴素的态度仍能打动读者。然而,正如人们所担忧的,随着罗伟章迅速成为“底层写作”的“主力作家”,他的“脸”也很快变了。《变脸》中人物的调门高了,血肉却少了,越来越具有表演性质,文字也愈加粗糙,甚至像个写作提纲。罗伟章的变化再次显示了当前“底层写作”普遍存在的问题趋向,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作家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资源和充足的艺术准备。比如,许多作家试图呈现阶级／阶层差异,但对近年来重新被现实激活、被知识界反思、继承的左翼思想缺乏基本了解或根本拒斥,于是,“阶级／阶层对立”变成简单的“城乡对立”、“善恶对立”,或者一些胡乱的苦大仇深;许多作家关注作为弱者的“个人”,但缺乏坚定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于是,对个人苦难的关注既深不下去又升不起来,一旦个人经验用完,就变成了比酷比惨的“苦情戏”。另外,作家们的写实功底普遍不过关,人物很难立得起来,与此同时又普遍存在着急功冒进的浮躁心态,往往写实还没写好,就一味“超写实”,刚一成名就批量生产。当然,这和我们目前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和发表体制存在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底层写作”要想在文学的路上走得更长更远,就必须正视这些问题。——邵燕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