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史学

宗教与史学雷戈一我这里所说的宗教仅仅是指基督教。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也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这就是仟悔意识，即对自己所犯的罪恶的绝对坦诚和深刻反省。引伸到史学领域，它就合理地导致人们对人类自身历史的彻底...     

从乱世之《春秋》到治世之《史记》——孔子与司马迁的史学价值观之比较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在其诞生过程中与乱世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历史联系。孔子生于乱世而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这种褒贬鲜明的春秋笔法构成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种“乱臣贼子惧”的尖锐有力的制约性的文化道德规范，从而将早期中国文化的“空言”传统彻底改造为一种全新性质的“行事”规范。然而，生于治世的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却巧妙地消解了历史学、历史学家与乱世之史、治世之史之间的内在矛盾或本质冲突，以治世之史代替了乱世之史。与孔子不同，太史公著《史记》而天子、大夫乐，把历史著作的乱世的批判精神扭曲为治世的歌颂风格，其诗人气质也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史记》的诞生，标志着知识分子成为正式的“循吏”，历史著作也真正变成了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根据。     

关于史学史的理论思考

对史学史的理论思考应当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历史学本质的历史性形态与历史学家的具体精神状态和现实生存状态，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史属于历史学的现在；而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善于通过对史学史的理论思考，自觉地引申出对历史学现状的深刻批判，保持独立的写史权利。     

白虎观会议和《白虎议奏》、《白虎通义》之关系考

白虎观会议在东汉政治史、思想史、经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详加辨析,发现白虎观会议并非只有一次,而是在明帝永平元年和章帝建初四年各召开过一次;永平元年会议后诸儒据《谷梁传》著《白虎通义》,建初四年会议后则编撰《白虎议奏》.后人误将二者混为一谈.     

意识形态的制度建设与价值设定——后战国时代的思想史基础

一方面,意识形态体制是整个官僚制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官僚制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从朝廷到地方基层,意识形态的体制设置已形成连贯的完整序列。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博士制度构成了皇权意识形态体系中独具特色的一种设计,博士俸禄的定位更具有意味深长的含义,从此士人的生存之道变成了"吃皇粮"的为官之道。     

《公》《谷》是史家——先秦史家研究之四

“史官文化”的含义首先在于史官对中国文化的承担性，在中国，专制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义”，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礼”的支撑，一是“天理”的铺垫。礼与天理可以说是中国专制主义的两块基石。人们一般并不把君主看作是法律的象征，而是看作札的标志，所谓民本并不是以民为本位，而是以民为手段。在本位的意义上，民本的实质恰恰是君本．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华夷之辨这个问题，并对之作出深入思考的恐怕不是儒家，而是史家。     

《国语》是史家——先秦史家研究之三

与《左传》比较 ,《国语》把礼的作用看得非常有限 ,即一种非超验的很具体的经验性的礼仪规范和秩序体现 ,礼必须与德、仁、忠、信、孝等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 ,已不具有优先性。作为史家 ,《国语》对历史的反思比《左传》更系统全面 ,历史兴亡感也更为强烈。《国语》中的君主专制理论和重国保民思想与儒法两家均有不少差异 ,其系统而扎实的分析表现出史家体系所特有的思想兼容性     

从“不可能处”思考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的理论价值并不只是表现在它对史学研究的实际指导上，而在深层意义上更主要地表现在它对历史研究的可能性的深入思考上。史学理论的存在只是要保障历史学的自由，而不是要取消历史学的权利。长期以来，史学理论研究存在许多弊端，鉴于此，新史学理论的建构不能掺入任何非史学的因素。史学理论之于史学，始终意味着自由，历史冰学在理论上不应有禁区。新史学理论的建构必须首先以解构清谈主义的史学理论为前提。     

试析《史纲评要》中有关评点史学的几个特征

评点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和宋明理学的兴衰有着直接的联系。理学家都讲究“格物致知”,追求自我“思辨”,主张心中先要有一“理”,对经学多下功夫,以经贯史,经明而史通。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首先对被本朝皇帝奉为史学经典著作的《资治通鉴》进行主观化的理学     

试论西方古典史家的国家意识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和塔西佗四位古典史家的共同特点是：１．在评价具体史家时，往往将其对于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作为评价标准；２．在思考政体问题时，不仅关注政体的过去和现在更关注其未来构建，因而使史学对于国家政治发展具有建设性的积极作用；３．站在批判的立场上论述一切政体，表现出对于理想政体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