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兴奋剂刑法规制的变迁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以体育竞技中的使用兴奋剂行为的刑法规制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法对域外尤其是德国对兴奋剂的规制演变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的现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研究认为：1）随着兴奋剂使用的泛滥化,国际社会开始出现对体育竞技中使用兴奋剂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的倾向。2）各国的处罚模式主要有两种,即以欺诈罪来规制使用兴奋剂非法获得经济性利益的行为,以故意伤害罪来保护运动员的身体法益。然而这些传统的规制模式存在零散性、滞后性,且缺乏理论自洽性。3）2015年11月德国制定的《体育反兴奋剂使用法》明确了兴奋剂刑事规制所要保护的法益和目的,体系性地划定了需要刑罚化的兴奋剂使用行为。4）为促使我国未来兴奋剂刑事管控的规范化和体系化,应当明确刑事立法所保护的法益、反兴奋剂刑事立法的目标以及处罚的具体范围。     

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法不严密性

作为关乎国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法律,刑法不仅要满足稳定性,同时也要具有最大程度的严密性。所谓最大程度的严密性指的是刑事立法必须综合考虑其他领域的基本原理,做到没有疏漏,使公平的精神渗透到立法的每一个细节之中。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规定上没有准确区分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犯罪人危害程度的大小,从而使本罪缺乏严密性。     

著作权侵权赔偿模式的弊端与修正——与一般侵权案件的对比分析

从举证责任角度修改《著作权法》基于损失计算法和收益计算法的赔偿模式缺乏可操作性,我国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著作权赔偿计算模式是法官在50万元以下进行自由裁量。鉴于著作权有别与其他有体物侵权方式的特殊性,应引入着重于民事责任预防功能的惩罚性赔偿模式以最大程度保护著作权,著作权法可借鉴专利法的相关做法。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乏力与重塑——以侮辱、诽谤罪为中心

当前网络暴力成为备受瞩目的社会问题,刑法在应对此类案件时显得左支右绌。本文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有：理论和实务界将网络暴力型侮辱罪、诽谤罪的保护法益理解为单一、个人、轻微法益,导致刑法的关注程度大幅降低;网络暴力主体范围难以确定,促使“法不责众”刑事思维的产生;自诉人举证困难、司法协助不足致使自诉程序适用不通畅等。尽管理论界提出了增设新罪、出台《反网络暴力法》、全面公诉化,以及将网络暴力行为拟制为伤害、杀人行为等规制网络暴力的方案,但是均未有效针对网络暴力刑法治理乏力产生的底层逻辑,没有对症下药。合理提振刑法规制网络暴力的士气,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应明确网络暴力型侮辱、诽谤罪的保护法益为复合法益;划定网络暴力刑事责任主体为首发者和积极参与者;增强司法协助,畅通网络暴力案件被害人自诉程序。     

刑法因果关系的立场选择和理论纠偏

在刑法因果关系中引入规范性的评价要素,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解决对复杂因果关系结果归属的认定问题。但当前我国司法裁判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存在杂乱无序、见仁见智现象,原因在于众多理论学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危险的现实化理论)将本属于规范上责任划分的领域提前到构成要件该当性层面讨论,导致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相对化、模糊化。在因果关联明晰的情况下,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回归事实判断,坚持因果关系的客观属性;在事实不清时,应当坚守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不能将规范判断先于事实判断、规范判断代替事实判断。     

新文科建设中数字法学教育的争议与消解

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的发展,给高等教育的方式带来了深刻影响。新文科建设的诞生与之关系密切,并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作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法学教育备受关注。新文科建设对数字法学教育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以及人才培养目标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数字法学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在初级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的争议和挑战。数字教育技术的不完善、学生个性化发展难度高、数字法学教育成本高、数字法学学科体系尚未形成等都亟待解决。但数字法学教育转型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可逆转。通过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和法学教育平台的构建,来化解数字法学教育中的难题,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