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我国地震谣言报道的公共性——以2010年四个地震谣言传播过程为例

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地震谣言常见诸媒介.本文从地震谣言的公共属性出发,从受众和媒介两方面作了详细分析.一方面,汶川地震以来,我国社会对生存环境的感知方式和社会心理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地震谣言报道并未基于受众的感知和心理将地震谣言视为公共事务加以报道,因而出现了一个媒介舆论和公众话语的鸿沟.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根由在于我国新闻实践在向公共新闻的转变过程中,观念的转变和从业人员的素质无法与公众的要求同步.     

当谣言的翅膀飞向网络——关于"玉田谣言"的传播学分析

网络让谣言有迹可循便于揭示谣言的传播规律.谣言的传播机制首先来自谣言本身的新闻价值和可信度.其次在于谣言飞舞在受众灵魂深处的权力真空地带并借助口语相传的力量飞行,第三在于谣言在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经历中发生双向的沉寂而进入睡眠阶段,假以时日,可能再度被唤醒而传播开来.     

传播学课堂传播些什么?——对本科生传播学教材建设的一点思考

现代科学在中国是西方的“舶来品”，许多专门学科的知识在大众普及方面非常有限。季羡林老先生留学德国时，房东太火和他讨论哲学问题；日本有过随时随地看到有人在阅读的时代；美国在电灯未发明之前，劳工都会在上工之前就着黎明的曙光读点东西，并谈论政治问题。鉴于特殊的历史，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举国对知识渴求如狂的年代。     

烙印、他者和道德化色彩——中国艾滋病报道(2003-2009)话语分析

通过对2003-2009年的艾滋病报道的话语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的艾滋病报道有三个深层特征:一是报道立场本着我们/他们的分野,二是所体现的态度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这两点通过分析艾滋病报道的语词表达得出。通过分析谣言变成现实的报道中的引述,中国艾滋病报道还有第三个深层特征是媒介的艾滋病报道是谣言的谣言。     

现代性的变奏曲——浅析传播学的第四学派媒介环境学派

技术和人的关系是媒介环境学无法绕开的核心问题。对这一问题,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发展过程表明,它所奏响的是现代性的变奏曲。在麦克卢汉时代,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注重考虑"技术给人带来什么",而不追问"技术对人做了什么",这一共同特征使他们的理论带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波兹曼将媒介和文化结合起来,对印刷术评价较高,而对摄影术、电视评价较低,认为它们侵蚀了启蒙时代苦心树立起来的主体地位,具有反现代性的色彩。后麦克卢汉时代,影响最大的莱文森提出了人性化趋势理论、补偿性媒介理论和新型地球村理论,高扬人的理性,预言新媒介技术将带来更好的民主和更好的地球村。在理性、民主这些现代性价值遭遇反思的今天,它们也未能完满解答技术和人的关系本质。     

漂泊经验和新时期文学的突围路径——从张欣小说创作入手

中国社会于1978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使人们进入了众生漂泊的时代。个别敏锐的作家,如张欣捕捉到了这种漂泊的意义,但是,她将其扁平化为社会精英的漂泊。其他反映漂泊的文学作品中,也将漂泊经验处理为一个阶层或一位有代表性的个体的漂泊。"打工文学"的成功和存在表明,当代文学的突围应当从漂泊这一艺术母题中突围。     

从议程设置理论解析网络受众的传播地位——以媒介事件马加爵入手

从媒介事件马加爵案可以看到:因为网络媒介在现实的传播生态中的特殊地位,议程设置理论并没有因为网络传播的特性而失去作用。相反,在媒介间议程的作用下,网络传播的特性更能强化和体现议程设置的强大效果。这一点证实了网络受众的被动地位,也证实了网络受众和媒介之间的传受关系对比传统媒介和受众之间的传受关系,没有表现出实质性的变化。     

从议程设置理论解析网络受众的传播地位——以媒介事件马加爵案为例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网络媒介的受众是主动的，而传统媒介的受众是无自主性的接受媒介强塞给他们的信息。网络用户在搜寻信息、发布信息上不同于传统媒介受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和使用者，又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肉身即媒介——论基督教的核心传播思想

基督教两千多年来的传播过程表明,与世界上其他宗教相比,它有独特的传播能力。这种传播能力来自于它的核心传播思想:肉身即媒介。这一思想由耶稣亲身饯行并指明。自耶稣受难后,肉身即媒介的思想成为核心教义,在实在和虚拟两个层面上发挥功能,使基督教扩散到世界上的不同文化中并扎根下来。     

传播学课堂传播些什么？--对本科生传播学教材建设的一点思考

现代科学在中国是西方的“舶来品”，许多专门学科的知识在大众普及方面非常有限。季羡林老先生留学德国时，房东太火和他讨论哲学问题；日本有过随时随地看到有人在阅读的时代；美国在电灯未发明之前，劳工都会在上工之前就着黎明的曙光读点东西，并谈论政治问题。鉴于特殊的历史，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举国对知识渴求如狂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