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乐宫非1463人

长期以来音乐界依传世<周礼>为据,认为西周乐官人数是1463人,事实上只是儒家学派虚拟的数字.     

论乐官源出于巫官

专职乐官正式出现于商代的后期,在此之前是巫官而兼乐官的形态。乐官出于巫官,有诸多考古学材料和民俗学材料可资佐证。此外,从礼乐仪式源于原始巫术仪式的角度观照,也可以证明乐官出于巫官的观点。     

析东周乐官阶层社会身份与职责的流变

周朝的乐舞机构“大司乐”除具有行政、表演等职能外,还具有乐舞教育功能。在《周礼》中有明确的对音乐进行管理的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是既精通音乐专业技能,又肩负礼乐管理职责的乐官,由于统治阶级维护礼乐制度的政治和文化等社会需要,西周乐官群体形成了一支组成人员高度稳定、专业技巧水准很高的从业队伍。由此可见,“五经、六艺皆儒家所传所教”的传统说法,其笼统粗疏已无可讳言。     

道成吏身——《韩非子》与师旷形象的沿革

在先秦子书中,对师旷故事的加工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韩非子>,在<韩非子>一书中,师旷的形象虽然仍留有上古乐师形象的遗存,但他的故事相较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以师旷为标志的新乐师形象被建构起来了.这种建构根植于韩非所处的时代政治环境的需求.概而言之就是师旷由官师政教合一时代的多功能人物向官僚体系下音乐方面的专门性技术人员转化.     

西周乐制蠡探

西周乐制不仅是展示周代文明的窗口,更是中国礼乐精神得以形成的最初保障。在乐官层面,已经具备了严密的职阶体系,乐官与乐工各司其职,为道德普及、技能培训、娱乐活动提供整体支持。在乐舞层面,秉持雅正宗旨的前提下,人性因素的影响、民族成分的残留以及对风诗的吸收,为民间文艺的繁荣留下了空间。在乐器层面,雅乐乐器及其组合方式的多样化,不仅标志着礼乐制度的规范化,而且使“器以藏礼”成为可能。乐官、乐舞、乐器虽非乐制之全部,但却构成了展现西周理性鬼神信仰和雅正观念的物质载体。     

《吕氏春秋·八览》及《六论》中音乐史料特征探略

《吕氏春秋》是我国古代影响力最大的杂家作品,其中有大量的音乐史料。相较而言,《十二纪》中音乐史料常被学术界广泛关注,但是《八览》和《六论》中的音乐史料则被关注甚少。《八览》记录的多是音乐官员的言行,提及的也多为礼器或军乐,《六论》则提供了大量的民间风俗性的音乐人、物、事、理方面的信息。这间接反映了音乐在当时人的生活中占比重之大和地位之高。     

赏永乐官壁画 盼八十七神仙卷

2011年,古画《八十七神仙卷》将入方寸,这是中国集邮文化向更深层次推进的举措,是中国邮票选题、内容和表现手法上的突破性发展的体现。     

十六国乐官制度钩沉

十六国政权或"全用汉制",或实施"胡汉分治",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汉人的制度,所以往往有乐官机构的建置.对此展开稽考可知,后赵、前秦、前凉、慕容诸燕、后凉等国留下的乐官史料相对较多;从中又可看出,这些国家的乐官制度或较有规模,或较为完善;在乐官制度统辖下的一大批伶官乐器和歌舞艺人,对于保存礼乐传统、传承音乐文化和戏剧艺术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相关探讨,可以为音乐史、戏剧史、官制史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瞽矇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瞽矇”,精通各种音乐,熟知各种祭祀礼仪,他们在上古礼乐文明诸多的活动中表现突出,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对礼乐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通过对古代音乐文献相关记载的梳理,可以发现瞽矇与音乐的渊源：他们是古代乐官的一类,地位很高,在礼乐活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政治教化、历史传承、音乐教育等多方面承担重要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