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晋南北朝士人的生活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生活状况突出地表现在庄园生活上。在近三个世纪的历史演进中,士人的理想生活也经历了一个大变迁,由数以百千顷的大庄园演化为十顷左右的小庄园,从诸葛亮的薄田十五顷至颜之推的良田十顷,反映出了中等士人生活的稳定性。在这里,它保持着庄园生活精神,在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从事学术活动,推行封建德政,从而实现士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略谈明末东林党人的慈善事业

明代后期,东林党士大夫组织慈善团体,积极推行善举,一方面帮助百姓渡过了难关;另一方面,他们劝人为善,使百姓趋善避恶,对稳定社会和巩固统治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政治事业虽然失败了,但对地方慈善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士人间口头传播朝政新闻的记录——“开元杂报”新解

唐代以前,通常是"告"而不是"报"用来表示官方直接公开发布信息,不标明具体载体的、作为动词的"报"多表示口头的信息传递。实行科举制唐代的士人们结成朋甲,不仅成员中有了解朝政信息的两馆学士,而且与朝官权贵们交往密切,这使得朋甲里的士人们之间每日口头传播朝政新闻成为可能,所以,开元杂报应当是当时士人间口头传播朝政新闻的记录,其目的可能是为创作笔记小说积累素材。     

新型士人关系网络中的宋代启文

启文是宋代士人在古文运动取得成功后依然保持骈体写作的一种应用文体.就使用频率而言,“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几乎覆盖士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宋代启文的应用语境,是以科举制度和职官选任制度为基础所形成新型士人关系网络.这种新型的士人关系网络直接影响了宋代启文的发展方向及语体选择.宋代启文以应酬为核心功能,礼仪性得到充分强化,并展现着士人阶层所特有的文学才能.同时,宋代启文也深度参与着士人关系网络的建构.启文与士人关系网络之间的微妙互动,折射着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学风貌与人文关怀.     

东汉末年的士人政治——关于党锢之祸的历史解读

东汉后期,政治开始趋于腐败,社会渐显动荡,经济亦逐渐走向不平衡,土地大量集中于豪族、权臣手中,士人阶层在专制的压迫和权势的诱惑下开始走向分化。发生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士人参政的集中体现。     

陶渊明、苏轼人格特征异同浅析

陶渊明、苏轼都是我国古代士人阶层有着代表性格的人物,他们的人格结构都是由心灵自救与社会拯救两种倾向构成,可以说“退”与“进”,“仕”与“隐”,自救与救世在他们身上交织在一起,都有着成为道家与成为儒家两种可能性的人格基础,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准确地反映了陶渊明、苏轼这种二重人格。     

《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形象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重要文本，它塑造了魏晋众多士人形象。对魏晋士人予以界定，总结其所展现的士人形象，对理解魏晋士人形象有所助益。     

再论明代中后期的弃学经商之风

明代中后期士人弃学经商,是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士人于科举入仕之外,寻找一条既可解决生计,又可体现自我价值的新途径的尝试,它反映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大格局和传统道德文化的双重制约,士人经商并未出现向近代商业资本转化的迹象,相反,却对原有的自然经济结构和宗族制度起着强化作用。     

元代文人以"斋"为号原因考辨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文人高频率、集中的以“斋”为号是元代独有的现象,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道教对元代文人生存状态的的影响,二是异族统治下元代文人独特的士人心态,包括对老庄思想的崇尚及共同的角色认同。     

科举制度影响下的士人心态

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士人表现出什么样的心态,这是由士人的命运决定的。长达1300年的科举时代中,无数的士人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心态。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类:一是赴举士人的渴慕;二是及第士人的狂放;三是失意士人的归隐;四是黜落士人的报复。探讨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士人心态,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文人特定的文化心理,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科举时代的政治格局与政治斗争、社会结构与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