谗言如浪深 迁客似沙沉——秦观悲剧的一生及其对他的评价

秦观是北宋时期新旧党争的牺牲品。他学务经世，名重当时，却生不逢辰，“为世所弃”，命运乘蹇，道路坎坷。     

试论维州扭转唐蕃对峙局势的重要性

安史之乱后,吐蕃乘唐朝内乱之机入寇唐王朝边境,掠西北、西南边地数十城,陷河陇,成唐王朝后期的最大边患。在唐蕃对峙时期发生的维州事件,作为牛李两党在边疆对外问题态度上显著分歧的重要表现,唐史学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维州在唐蕃对峙中占有重要地位。结合唐王朝西北、西南边地形势的变化,唐王朝纳降维州,可以达到震慑吐蕃,使吐蕃遭受前后夹击,从而扭转唐蕃对峙局势的效果。     

两宋交替时期教育嬗变的因素分析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教育空前发展的朝代,在此时期中国的教育制度日趋完普,科举制度程式化,同时教育思想也在争鸣中发展,可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轴心时代”.她在教育上的繁荣和发展与两宋交替这个特殊时期发生的教育嬗变息息相关,通过分析外敌压境的形势、多元文化的整合、此起彼伏的党争、教育变革的需要等因素来解读在宋代教育史上发生的这次教育嬗变.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进士同年关系与党争——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

作为北宋后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领袖人物,苏轼与章惇的关系比较复杂,二人同年考中进士,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导致苏、章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于个人品德操行的好坏,而主要系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异同及＂党同伐异＂的政治环境。     

范仲淹、梅、臣《灵乌赋》研究

范仲淹与梅尧臣的《灵乌赋》,是两篇和题、和意的唱和赋。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被贬,梅尧臣作《灵乌赋》以寄,深表同情且为其鸣不平,并在赋中强烈地讽刺了朝中明哲保身的官员,更指出了朝政的弊端与荒谬。后范仲淹作同题之赋以“和”,表达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坚定态度,为民请命、尽忠于国的决心至死不移。《灵乌赋》是文学史上唱和赋的代表作之一,研究它对认识唱和赋的成因、特点以及艺术成就颇有裨益。     

论王夫之对宋明台谏制度的批判

王夫之对宋仁宗以后的台谏制度提出尖锐的批判,深锐地觉察到宋仁宗将御史台与谏官合二为一对后世政局的影响。王夫之将明亡之原因归于明末党争,并将党争之根源归结到台谏制度,进而提出"环相为治"的观点。王夫之仍没跳出传统的政治史观,其史论彰显着古代政治观中的权力制约原则。     

晚唐三十六体成因探析

三十六体的形成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唐代科举的试策、试诗赋、试判客观上促进了骈文的发展;而晚唐时期随着科举的日益腐败加之幕府的特殊地位,使许多文人走进幕府,专司骈体章奏,章奏之学大兴;同时由于晚唐党争激烈,许多文士深受其苦,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则委婉隐曲、用典使事,不敢直言。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的生活经历与科举、幕府和党争密切相关,因此,三十六体的形成也深受其影响。     

陈子龙与“东阳兵变”

东阳“许都事件”是晚明风雨飘摇时期最不该发生的事件,然而它却发生了,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陈子龙是处置东阳兵变的关键人物。孤立地看,“许都事件”只是偶然发生的地方事件;立体审视,则与晚明的社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多棱镜效应,折射出晚明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而可以看出明王朝灭亡的多重内在因素。     

元代有关苏轼贬谪生涯剧作简论

从反映两宋朋党之争的特定角度,探讨有关苏轼贬谪生涯的三部元杂剧《醉写赤壁赋》《东坡梦》《贬黄州》,深入剖析其遭贬原因及剧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塑造,对于我们认识宋代党争的激烈残酷,以及党争中纷纭复杂的人情世态,思考党争对文人心态的影响颇有启迪。     

北宋君子与北宋之亡

北宋文人有着一种政治上的自觉精神,但同时又都有着一种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的心理,正是这种心理使北宋君子在政治与学术上失去了一种平和的心态,并最终对北宋的政治发展起了极大的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