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舍不断的情结——试析现代女性文学中的母爱主题

现代女性文学中的母爱大致表现出三种倾向；一是对母爱的误解，传统封建伦理道德代言人的爱与人的血缘关系上的人伦母爱有重大区别，许多女作家把二者混为一谈，以冯沅君为代表；二是对母爱的夸饰，把伦理感情上的母爱无限地扩大为是对人生理想的最高体现，以冰心为代表；三是畸形变态的母爱，母爱已经成为一种人格极端异化了的附带品，以张爱玲为代表，这样，母爱主题经过冯沅君的误解，冰心的神秘化和张爱玲对其阴暗面的披示，才得以以一个完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     

艾南英文论思想批评——以艾陈之争为考察视域

以艾南英的文章、年谱为主要依据,结合复社、桐城派的相关资料,由艾陈之争作为切入点,展开探究艾南英的文论思想。艾南英极力推崇唐宋派,明确了学秦汉以唐宋为桥梁的途径,突出了从司马迁、韩愈、欧阳修到归有光的散文既成传统,强调了平易通达的表现手法。其＂以古文为时文＂中的义与法、雅与洁等主要文学理论开了桐城派先声。     

“七月诗派”抗战时期在桂林的诗歌创作

“七月诗派”作为一个在腥风血雨的严峻现实中崛起的高歌救亡的诗歌流派,这些诗人们在抗战炮声响起之后分别在根据地、敌后、国统区从事着民族的解放运动。由于当时桂林处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地位,使得一部分“七月派”诗人先后驻足于桂林。他们在桂林的诗歌创作及活动,极大地繁荣了抗战时期的桂林诗坛,声援了全国的抗战斗争。     

艾青的新诗批评体系

艾青为中国现代自由诗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总结自身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诗批评,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方向,同时又不断探寻新诗自身创作及文本规律,关注时代大众的接受意识,代表了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发展的一个高度。艾青的新诗理论以“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说为基准,是一个由诗人“苦役”说、新诗“散文美”和读者接受反“晦涩”三根支柱支撑的批评体系。     

饱含着泪水哀歌 驱动着生命勇行——艾青早期诗歌苦难意象的蕴含与审美思考

艾青的早期诗歌中，苦难意象是诗人反映社会现实、表达心灵情感的主要符码。一系列的苦难意象蕴含着诗人丰富的情感。其苦难意象显示了巨大的美学魅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苦难意象映照的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人们弃恶从善的发动机，是产生崇高情感的催化剂。总之，艾青早期诗歌中的苦难意象是真、善、美的高度统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直觉方法——以艾思奇与张氏兄弟为中心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与现代新儒学在哲学方法论上推崇直觉方法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更重视辩证法而拒斥直觉方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直觉方法的相关论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艾思奇笼统地以理智来排斥直觉方法,到张岱年以逻辑分析法与辩证法拒斥形上直觉,再到张申府试图在辩证法的范围内调和逻辑分析法与直觉方法,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直觉方法的认识在逐步转向深入。通过对他们的相关思想做一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此一时期对于直觉方法理解的逻辑历程,亦可进而在哲学方法观的层面检视其理论得失。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林斤澜创作——以《矮凳桥风情》为例

林斤澜在他的小城小说《矮凳桥风情》中,自觉地表现出对女性的深切关怀,女性与自然同为一体,女性成为了与男性和谐共存的强者,企图构建一种女性与自然、女性与男性的新型和谐关系,展示出作家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哲思。     

瓯越文化与林斤澜的小说创作

林斤澜是少数的可以成功横跨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老作家,愈到晚年,林斤澜的创作愈是老到。正是由于温州地域文化和方言的进入,令林斤澜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小说创作得以别开生面,《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是林斤澜最具地域特色的作品。正如汪曾祺所概括的那样:和许多人一样,林斤澜在新时期前的文学写作,像是说着别人的话,用别人也用的方法写作。从《矮凳桥风情》开始,他才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叙述方式,于是也有了真正的林斤澜小说。     

《大众哲学》的图象化探讨

《大众哲学》致力于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中国化、大众化,让普通百姓懂得,哲学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之中。将深奥的哲学理论生活化是艾思奇的贡献,将《大众哲学》图象化与如何图象化,成为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艾思奇及其思想展开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这些成果,阐发了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内容、特点、历史意义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意义,分析了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考察了艾思奇与毛泽东之间的互动关系。今后,学界应该努力深化已有主题的研究,同时拓宽研究领域,转变研究视角,进一步全面地深化艾思奇及其思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