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禅让”到“家天下”

夏禹像(山东嘉祥武梁祠东汉画像石拓片)唐尧、虞舜“禅让”的故事,历来为儒家津津乐道,被称为“大同”之世,奉为万世典范。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曾举舜辅佐政事二十年,又摄行政事八年之久,使舜得到相当全面的培养和锻炼。尧死后,各部落首领有事都找舜决定和处理。舜形式上虽让位给尧子丹朱,但各部落首领不听从丹朱,于是舜当了部落联盟首领。《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则云:“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史通·疑古》引《竹书纪年》云:“舜放尧于平阳(今山西临汾)。”从这些记载看来,舜在继尧位时,是…     

韩非子管理思想及其当代借鉴

韩非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出的管理学说不仅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同时对当今企业管理同样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通过探讨和研究韩非子的管理思想来认识它对我们现代企业管理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老马识途”与“识途老马”

“老马识途”意思是老马能认路,比喻阅历多、经验丰富的人熟悉情况,可以起到引导作用.语本《韩非子·说林上》:“管仲、隰朋从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日:‘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语见明·冯梦龙、清·蔡元放《东周列国志》二十一回:“管仲进日:‘臣闻老马识途,无终与山戎连界,其马多从漠北而来,可使虎儿斑择老马数头,观其所往而随之,宜可得路也.’桓公依其言……遂出谷口.”     

墨子尚同说的专制性特征解析——兼及尚同说对韩非君主专制思想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际，墨子针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危害，提出了“兼爱”“非攻”的主张，但是，墨子认识到仅仅靠“兼爱”“非攻”的道德说教是不能奏效的，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承认和服从的政治权威，不能建立一种新的稳定的政治秩序，要想实现社会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墨子提出了“尚同”说，即“一同天下之义”，以最高统治者的是非为根本标准，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意思行事，“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对最高统治者即天子的权威要无条件地服从。墨子的“尚同说”具有明显的专制主义特征。“尚同”学说，从古代中国统一的意义上讲具有积极意义，反映了要求制止战争、以达统一的愿望，但是，其学说自身的矛盾性，使他的“尚同”思想抹上了比较浓重的专制主义色彩，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韩非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继承了墨子的尚同说，建构了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思想。     

浅论韩非政治思想中的势、法、术

韩非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法家的集大成者。新课标教材特别提到他主张法、术、势结合,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对法、术、势的概念及三者的关系并未展开论述。一般认为,韩非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法”。他构建了一套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笔者通过研读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及相关论著,认为“势”才是韩非政治思想的核心。以     

郢书燕说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国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而非书意也。     

孔子和韩非子义利思想比较

孔子和韩非子分别作为儒法两家的代表,在义利内涵上的表述具有一致性,两者都肯定了义的重要作用,将利分为公利和私利两部分进行阐释。两人义利思想的不同之处:一方面,言利角度不同:孔子着重从个体角度出发,韩非子则从社会角度谈利;另一方面,义利侧重不同:孔子重义罕言利,而韩非子重利少言义。这归根结底源于儒法两家学说核心的差异。     

《韩非子》的赏赐思想

从法、势、术的角度阐释《韩非子》的赏赐思想,指出《韩非子》中的赏赐思想与其罚的思想一样十分丰富,且达到法、势、术的完美结合。     

“弃智”与“反智”：老子与韩非子的纠结和迥异

先秦诸子中,老子与韩非皆以＂智＂为人生之＂大敌＂＂大祸（惑）＂,但他们所指斥的＂智＂,却并不相同：老子所言的＂智＂,多为智谋、智巧,韩非言及的＂智＂,则为智能、智识;老子以＂智＂为＂心棝＂,旨在＂弃智＂,韩非视＂智＂为＂心蠹＂,推崇＂反智＂。但是,后人却每每忽视这些不同,皆以＂（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解老、     

韩非子读过《文子》吗?--兼谈《文子》的成书与流传

<韩非子·内储说>中有一条关于"文子"的载录,如何解读这一材料,不仅关乎材料本身,也关联到<文子>的真伪、成书时间等诸多问题.本文从多个方面加以辨析,认为<韩非子·内储说>中的"文子"应是人名,而非书名,此文子的身份也难以确认,更不能依此为据而断言战国后期的韩非子曾经读过<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