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文学成就与贬谪

迭遭贬谪使苏轼溶入了现实生活,根植于社会实践中。体察民情,关心民瘼,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政治受挫,思想成熟,是他文学创作的灵感。贬谪是＂根＂,文学成就是＂果＂,贬谪促成了苏轼辉煌的文学成就。     

宋先红：从“聊佐清欢”到“抒己之怀”——贬谪期间“苏门四学士”词作的变化（一）

贬谪的遭遇使“苏门四学士”词的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作词的目的从“遣兴娱宾”转为“排遣情怀”;其次,词作“调外有题序”的特征显示了“四学士”对作词“自遣”这一意识的强化;最后,“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扩大了词的表现内容。总之,贬谪后的“苏门四学士”词沿着苏轼开拓的道路从作词目的、艺术手法等方面进一步地推动了词的发展。     

解读刘禹锡诗中之“愁”

刘禹锡诗中＂愁＂充当的成分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之别,他的愁内涵也有差异,有乡愁、友人之愁、理想受挫之愁,在逆境中他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唱出自然界＂秋＂之赞歌,唱出革新者胜利之歌。     

经济因素与奥运会举办城市的归属问题探析

本研究根据<奥林匹克宪章>中对奥运会举办城市遴选的规定,从国际奥委会和候选城市两方面探讨了经济因素对双方的决定作用.对于国际奥委会而言,奥运会巨大的规模,全球目前面临的经济危机和数量众多的比赛场馆的建设,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奥运会举办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实力是前提.对于奥运会举办城市来讲,提出诱人的经济条件是获得选票的     

论王禹偁的骚人情结

三次贬谪是王禹偁的孤独心灵之旅,他贬谪后的诗歌创作,流露出一种把生命和情感对象化于国家的骚人情结。这是千百年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以屈原为代表的精神文化沉淀。通过对王禹偁骚人情结的分析,以探寻其贬谪后的生命历程和情感世界。     

超越与执着——张耒与秦观贬谪心态之比较

绍圣元年的哲宗新政,新党当权,是旧党尤其是苏轼及其门人的转折点。苏门文人在绍圣之后的贬谪,几乎是“各在天涯”。其中张耒多次被贬谪,居无定所,秦观也一贬再贬。然而,他们对待贬谪的态度却并不一致。文章试图从张耒、秦观贬谪期的诗作分析两人贬谪时期的心态。     

白居易“中隐心态”对唐宋词休闲享乐创作氛围的引导

白居易经过贬谪之后人生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形成了＂中隐＂的心态。＂中隐＂是亦官亦隐,一方面通过做＂闲官＂而在物质上获得温饱富足,另一方面以富足的物质生活为基础在精神上尽情享受生活中的安闲快乐。这种心态直接促成了白居易和刘禹锡的一些重要词作的产生。宋代文人对白居易的敬慕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敬慕的着眼点便是他晚年潇洒闲逸的＂中隐＂生活。在＂中隐＂心态的引导之下,形成了文人词发展所需要的休闲享乐的创作氛围,唐宋词亦由此而兴盛。     

论韩愈的鬼神信仰——以贬潮后祀神文为中心

贬潮后,韩愈思想与信仰世界中的鬼神观念日益凸显。韩愈在潮州频繁的祀神活动不仅是尊重地方文化的表现,也是他以后推行儒家意识形态的必要前提。《鳄鱼文》集中表现出韩愈宣扬国家意识形态的立场。鬼神信仰在韩愈晚年的思想世界中不可或缺,它既是佐成儒家思想实现统治的有效手段,又是延续儒教在人民信仰世界的监督系统。在儒家思想力量遭受打击之时,鬼神信仰又能暂时补救个人信仰空间的失落。鬼神信仰的生成离不开韩愈儒墨并用的思想意识。     

论贬谪的逆境对诗歌天才的玉成

天才诗人的造就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贬谪,这不幸的逆境造就了一代代的天才诗人。从先秦到明清的两千多年,一系列有成就的诗人,无不是因贬谪而创作了水平卓绝的贬谪诗,从而奠定了他们在诗坛的地位。屈原因＂放逐＂而著《离骚》,以香草美人比喻象征,开拓了我国诗歌创作寄情言志的传统;号称唐代＂三大诗人＂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和韩愈,宋代的苏轼以及很多朝代的诗人,他们在逆境中创作的贬谪诗,堪称他们的代表作。贬谪诗写的是个人之遭遇,抒发的却是人间之真情;在艺术上往往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诗歌成就。     

李德裕袁州赋作的迁谪情怀

李德裕贬谪袁州,为时一年,这在其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活动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李德裕袁州赋作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既有对仕途险恶的忧惧化解,又有对异域山林的眷恋思慕,它真实地反映了李德裕在袁州期间的政治心态和文学情怀。同时,李德裕赋作善于借物抒情,它形象地再现了一位政治家的正直有为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