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世《门下侍郎苏公墓志铭》辨证

从宋至今,各种版本的《栾城集》均未附录苏辙的墓志铭,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076),安徽太平、石埭两县的苏氏后裔所编的六卷本《苏氏族谱》,却载有刘安世撰写的《黄门侍郎苏公墓志铭》。本文以苏辙著述,特别是他的自传《颍滨遗老传》和宋人孙汝听的《苏颖滨年表》来核对《墓志铭》的内容,列举出十八条可疑之处,证明《墓志铭》的可信度很差,这位与苏轼兄弟同朝为官的“刘安世”似乎连《栾城集》也未读过,认为《墓志铭》不可能是刘安世所作,也不可能是宋人伪托,当为不熟悉苏辙生平及宋代典章的明清人伪托。     

金代文学评论家--王若虚

王若虚二十五岁考中进士，为当时文坛盟主近三十年，平生著作甚丰，有《慵夫集》、《滹南遗老集》传世。他主张诗必须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面貌，写诗要直抒胸臆，无需矫饰和扭曲；在“形似”和“神似”关系上要坚持辩证的观点，在文风上要扫除形式主义的骈体文风等。     

论林纾的文学修为

林纾是闽籍作家,不识英文,却引介“西学”, 而且用的是文言,成为译界奇观。“白话”登台亮相,林纾却对“文言”情有独钟,故有“文白之辩”,因此被文学史疏远。所幸“文言”与“西学”在林纾笔下情投意合,称道者众,为“小说”扶正立下汗马功劳,又与新文学启蒙不期而遇,其文学修为举世瞩目。     

多少遗老遗少,都被生活调教出来了

叶老师,你好:直到昨天我都不认为我和他的感情和生活会被家庭和物质打败。因为我们各自出生在小康家庭,有着较好的教育背景和工作,在交往的这两年当中感情也很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房子问题摆上了台面。我从来没想过这是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双方的家庭都可以承受目前的房价,我们也有能力偿还贷款。而且我并不是拜金女     

遗老王国维:被忽视的天才预言者

清帝颁发退位诏之夕,两位传统士大夫郑孝胥、恽毓鼎枯坐书斋,为之痛哭流涕。是日,郑孝胥"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过味",叹息曰:"惟有以遗老终耳!"恽毓鼎则"悲愤交迫,几不聊生","自分永作江湖逸民,不复与闻政事。"     

所谓“国学”

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商人遗老们的印书是书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书籍而在古董。遗老有钱,或者也不过聊以自娱罢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借此获利。     

苛评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常人的确难以时时铭记于心、见之于行,更多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宽以待己、严于律人。邓之诚在1959年8月17日的日记中,就对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馆”）的元老张元济有较为刻薄的评价：“报载,张元济于十四日死于上海。此人以遗老自居,而骂清朝。胜利后,反对蒋中正。新中国成立后,勇于开会,当场中风,卧病数年,今始化去。在商务馆发财二三十万,为人绑票,去其大半。沦陷后,骤贫,先卖其屋,后并所藏批校本书籍而罄之。八年前,曾以《翁文端日记》卖与燕京大学。一生刻薄成性,能享大年,亦甚幸矣。”不知邓之诚为何评价张元济“刻薄成性”,从张元济的书信与日记中,虽常见其厉行节约之行为,但也不乏慷慨助人之举。     

清遗老书史形象演变论析

20世纪的中国书法,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然而西方没有对应的参照物,使之并没有像绘画艺术一样成为争论的焦点,但“古今”“中西”的交汇碰撞促成了清遗老书史形象的生成及转变。因此,在百年来书法史的写作中,清遗老书家的形象不尽相同,存在由高尚到耻辱、由凸显到遮蔽、由进步到保守的变化,直至今日,学术界对清遗老书史形象的阐述仍有分歧。清遗老书史形象的生成及演变是政治、文化、经济多重领域互动下的产物,也是近代史观变革和发展的结果。     

民国初年“癸丑复辟”述略

1913(癸丑)年三、四月间酝酿、几度欲施未遂的复辟阴谋,史称“癸丑复辟”。这场复辟阴谋主要有溥伟等前清遗老和张勋、冯国璋等北洋将领策划。但他们各从自身利益出发,即密谋勾结又互相倾轧,遂使阴谋破产。由此,我们可见民国初年政坛风云的变幻和北洋军阀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梁济“自沉”看中国近代遗老的文化心态

近代遗老梁济的"死义",表明一心期望"旧学复兴"的近代遗老们,所缺乏的是一种扬弃和批判旧文化所必需的心理承受力,他们承受不了一种非中国化的价值体系在生活中成为普遍观念的中心。在他们的心目中,"圣学"乃是具有超时空的、绝对合理和完美的、自我和谐的有机体系。这些晚清遗老们以一种潜逻辑的形式将各种文化信息、文化刺激归类到旧的认知框架中———这也正是许多晚清遗老在新旧嬗替之际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以尊临卑、虚矫自大的文化优越感的深层原因。深入探析梁济"死义"过程的文化心态,足可启发我们深思具有悠久文明遗产的中国何以在近代落伍于世界潮流,何以难于开发出民主和科学这类现代思想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实现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时代转换的必然性认识,而不是一味地沉湎在道德理想主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