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李光地与书院教育

李光地是清初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为了落实清政府"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他不遗余力地推进书院教育,不仅乐于为书院撰文,还亲自创办书院并授课。福建和江西两省因与朱子理学特殊的机缘,其书院更得到李光地的厚爱。李光地的努力促进了书院的发展,进而因书院的教化端正了社会风气,延续了崇教尚学之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堪称一位不折不扣的书院教育家。     

略论李光地与书院教育

李光地是清初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为了落实清政府“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他不遗余力地推进书院教育,不仅乐于为书院撰文,还亲自创办书院并授课。福建和江西两省因与朱子理学特殊的机缘,其书院更得到李光地的厚爱。李光地的努力促进了书院的发展,进而因书院的教化端正了社会风气,延续了崇教尚学之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堪称一位不折不扣的书院教育家。     

李光地“朱陆兼采”学风论析——以《读孟子劄记》为考察中心

清康熙朝大力表彰程朱理学,清初学界一时大有＂由王返朱＂之势。李光地作为理学大臣,其《读孟子劄记》却反映出＂朱陆兼采＂的思想趋向,并成为他此期学术的重点与特色。从李光地对孟子＂工夫论＂的阐释可见他试图用程朱所强调的＂工夫论＂来弥补陆王＂空疏＂的缺陷,以实现治学思想上的＂本＂、＂末＂两全。榕村之论带有调和朱陆或称＂朱陆兼采＂的色彩,强调为学工夫。当时,＂弃虚蹈实＂已成学术共识,李光地的＂朱陆兼采＂学风正是顺应了学术思潮在＂虚＂与＂实＂之间的转换,代表着清初学风必将弃＂尊德性＂之＂虚＂而走上＂实而又实＂的＂道问学＂路径,从而开启乾隆年间考据学风的先河。     

李光地对清初数学进展的贡献

论述清代名臣、泉籍人士李光地对清初我国数学研究及数学教育的影响与作用。     

名人文化产业与地方经济腾飞——以李光地文化为例

李光地是清初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李光地文化是福建省安溪县最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之一。深入挖掘李光地特色文化,将其与旅游、城建、县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打造李光地文化品牌和产业,不仅为安溪县古镇新城"铸魂",还将实现安溪经济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强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安溪经济的腾飞。李光地文化的开发、利用,必须妥善处理李光地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发展的关系,杜绝庸俗、低俗文化借李光地之名泛滥。     

李光地的“慎独”说

“慎独”是儒家心性修养工夫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朱子以“存诚”“谨几”为核心,对“戒慎恐惧”与“慎独”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阐发,并对两者的动静性质作了界定。王阳明、湛若水等明代心学家则以“独知”“独体”为核心对“戒慎恐惧”“慎独”进行统摄,使之呈现出一个不断内化的演变历程。在去本体化思潮蔚然成风的清代初叶,李光地兼采朱子、阳明、蕺山之说,对“慎独”进行创造性诠释,他高度评价了朱子将“戒慎恐惧”“慎独”二分的思路,却又汲取晚明儒者之论,将“意”释为“心之所主”,将“慎独”与“诚意”释为同义。这一诠释思路使李光地的“慎独”说尊朱而不述朱,在新旧学风交替的清初具有独特的思想史意义。     

李光地作序的清代“和尚谱”

近日，文史工作者在永春县西峰寺发现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经考古鉴定为清代康熙年间的“和尚谱”。虽然“和尚谱”在泉州市并非第一次发现，但李光地亲手写序的“和尚谱”还是首次发现。专家认为，该谱对研究李光地及清代泉州寺庙有着重要意义。     

李光地的诸葛亮评价论略

在李光地的《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中有较大篇幅评论历代著名人物,其中对诸葛亮表示出了高度的赞赏.李光地赞赏诸葛亮的原因主要在于诸葛亮彪炳千古的英雄事迹、绚丽多彩的儒家风范、身体力行的务实精神和广为传诵的文学作品.然而,这些欣羡或出于崇高的理想追求,或出于明确的政治意图,饱含着浓郁的主观情感色彩.     

论李光地的“知人论世”观

李光地用仁义礼智的理学思想评价古人,强调文道兼备的性格,即是"知人";他强调格物致知,穷理即为格物,格物即为知本,注重把古人置于当时所处的气运、朝代之大背景,即是"论世";他还将"知人论世"观运用于选文,符合其"知人论世"观的文章后选存。     

李光地和吴英在祖国统一及地方治理方面的贡献比较

李光地和吴英,同为闽人,又为姻亲,一文一武,一生的主要活动时间大致与清初康熙一朝相终始。他们在平息"三藩之乱"、稳定东南沿海局势、收复台湾和地方治理过程中,为祖国统一大业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揭开了康乾盛世的新篇章。李光地和吴英,可谓文臣与武将的典范,值得万民敬仰。比较李光地和吴英的历史贡献,不仅有利于深化对他们的研究,也为当今社会治理和经济文化发展提供借鉴。     

略论清代王学巨擘李绂

李绂是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其对于当时学术思想有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是时正值清代理学发展的过渡时期,作为主心学的代表人物,李绂为发扬陆王学说做出了较大贡献。文章以“躬行心得、忌谈心性”为核心线索,探讨李绂获此美赞的历史缘由及其深层次原因。     

李贽"童心说"与克罗齐"直觉表现说"之比较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思想背景下,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和李贽的。童心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强调文学艺术的主观表现性,都反对艺术为道德服务．对艺术技巧和艺术所要表现的情感有近似的认识,但又有着重大差异。     

李清照朱淑真词风比较

李清照朱淑真两位宋代女词人,在文坛上常被相提并论,然二者词风差异颇大,在细腻之中,李词清爽新奇,朱词柔美娇媚;于哀婉之间,李词内敛深切,朱词坦率激越;而比较重要的是,李词是作文人之思,朱词则展女儿之态。这种差异源于两人不同的身世背景,不一样的人生境遇,从而所形成的不同性格特点,李清照表现出来的是大家风范,文士傲骨,而朱淑真展示的是小家碧玉,女儿娇态。虽成就有高下,然两人皆为词坛留下了各具魅力的华美篇章。     

朱昆田诗歌简论

朱昆田的诗歌多取材于个人的生活经历,抒写一介寒士的落拓之怀,以及思乡之情、诗友之谊,题画咏物也都工于藻绘,笔触灵动,而对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虽反映较少,却也不是毫不系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昆田诗歌那落花坠蕊般的语辞极富表现性,具有强烈的视觉性效果,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烂熟阶段的产物。朱昆田诗歌中比喻语词的陌生化、反常性和疏离感,代表着清代诗歌在语言方面的新进展。     

清初徽州的里编制和增图

清初徽州各县和明代一样,里的增减现象持续着。特别是康熙三十年祁门县一共增加了3个里。但方志中只是简单地提到了这个事实,《清康熙四十二年词卷》保存了康熙二十六年到三十年间围绕祁门县的增图文书,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文章首先对清初徽州各县里制的变动,特别是以祁门县为中心进行整理,然后借此对当时祁门县里增加的具体契机和情况进行考察。在清初的徽州各县,里的增减虽不时反复,但从整体上来看不过是局部性的变化,里制的变动看起来是在最小化的范围中进行的。里的增减无可争辨地表现了里甲制原本带有的不稳定性。但与此同时,这种增减变动的事实本身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的里甲制具备一定实用性。     

明代朱谏对李白诗歌仙隐思想的阐释

仙隐思想是李白诗歌思想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朱谏在评注李白酬答、游宴诸类诗歌时,注重从老庄思想、神仙意识与隐居情怀三方面予以阐释,揭示了李白诗歌中仙、道、隐的思想底蕴。     

朱元璋反腐肃贪论

朱元璋是一位圣明君主，其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是明代的盛世。他倡导以民为本，以史为鉴；积极制定法律，整饬吏治；主张严厉执法，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树立了典范。     

李清照与朱淑真醉酒词之比较

李清照与朱淑真是宋代著名的女词人,各自为后世留下了文笔精妙、含蓄隽永的作品.她们创作的大量醉酒词,就像流淌于她们精神世界的血液一样,融汇着人生丰富的情感波澜.文章对李清照与朱淑真的醉酒词作比较,窥探词人真实自我的一面,反映她们个人的遭遇和情愁,以及各具特性的女性意识.     

从《童心说》看李贽的“矛”与“盾”

李贽,一个传统思想维度下走出来的"异端",他的新异思想来得过于迅猛,没有给旧观念一个缓冲准备,因而其不被世人所接受是必然的。然而,纵观其论点,不难发现,他的理论本身也带有某些矛盾之处。诸如他对儒学的批判与赞同共举,对孔子的尊与不尊并行等等。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并不会一帆风顺,其产生之初也不会呈现出极尽完备的状态。李贽的矛盾思想也正是新兴思维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蛾扑火。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李贽的"矛"与"盾"的思想也为后世新型思潮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朱彝尊与康熙诗文交往考论

朱彝尊从一个反清复明的追随者演变为清朝盛世的歌颂者,显然与其高中康熙己未词科并入值南书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其所标举的醇雅词学观,不仅成为浙西词派的旗帜,而且也与康熙所提倡的"清雅醇厚"的美学原则桴鼓相应,并与王士禛的"神韵"说共同承载了演绎康熙王朝盛世元音的政治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