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涯发展教育中的“自立”观念及其意义

孔子在生涯发展教育中,将21-30岁设定为"自立"生涯发展阶段,其发展目标是能够独立生存和生活,本质上是人主体性的建立。只有人与对象一起构成一个自己的生活世界,人才能独立自主,才能自爱、自尊、自信,才能真正建立起人的主体性,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自立要通过社会适应与就业的实行活动,是人们经历"动心忍性"和"曾益其所不能"的奋斗过程。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就没有个人的生活世界,就没有生活的幸福感。     

身体哲学视野下大学体育训练的价值探析

作为近代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之间存在的关联问题一直是哲学界探讨的焦点。从哲学的概念来看,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部分,人类思维解决的是理论哲学的问题,而人类存在本身解决的是实践哲学的问题。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将"身体问题"作为现象学的首要课题,并且认为身体问题是语言哲学的根本,是研究哲学问题的根本,随之诞生的"身体哲学""肉身哲学"成为英美哲学的主要范式。人的身体是直观接受和感触世界存在的媒体,基于"身体哲学"研究大学体育训练的开展价值,对科学提高大学生体育训练的成效有着重要价值。     

善待生命——孟子“人学”发凡

“民本”是春秋以降所出现的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人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经此思潮的推动与烘托,日趋重要亦日益突出;于是,如何评价人的价值,尤其是如何对待人,必然成为先秦哲人面临的一大理论问题。事实上,孔子思想中已包含了对人的价值和生命权利的维护,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以及马厩失火,孔子问人不问马等言行,都直接表现了孔子对人的关注和“善待”的态度。自以为“私淑孔子”的孟子,尤为着意地丰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从理论上系统表述、论证了“仁者人也”,实即“善待生命”的应当与必要。可以说,孟子写下了我国上古精神启蒙时期的“人学”经典篇章。     

论中国古代的举止礼仪

每个人的身体作为客观存在,不仅指生理层面的肉体,还包括历史、文化、思想等社会、精神层面的因素。身体是自我认知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沟通的起点和基础,在任何时代,身体问题都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作为文明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中国古代的举止礼仪全面、系统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修身理念,本文将以古代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坐立行走礼为主要研究内容,探讨古人如何在举手投足之间践行举止礼仪,实现以礼正身的目标,进而挖掘古代举止礼仪所蕴含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社会实践功能。     

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关切,因而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核。"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对启蒙精神以及由此奠定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超越,是因为通过实践观点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换。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得以避开乌托邦主义的陷阱,表现为通过人的自主实践活动,不断为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创造现实条件的动态过程和行动纲领。     

此在的世界个体的存在——海德格尔之思

海德格尔想要突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以"人"作为其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并把"人"这一概念用"此在"代替。"此在"就是"人"的外延,"此在"永远都反映我的存在,且"此在"无自身存在,也不可被重复和被替代。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本质在于他的存在,他不是事先规定好的,而是在一开始来从存在中去获得本质。"此在"是一个正在进行着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实物,也不是一个真实存在,它是一个"在世中展开其生存的"一种模式,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呈现其生命价值。对于"存在"而言,海德格尔首次揭示了它的自然本性,"此在"既然是一种存在,那么就只能通过它来把握存在的本质,于是就有了"此在"的世界个体的存在。     

“章甫”之冠与儒家初起阶段的“儒服”问题——兼论先秦儒家群体意识的觉醒

"章甫"本系殷代礼冠,由于孔子个人的提倡,转而成为"儒服"的"标配",其中既有孔子追念先祖的感情因素,又体现了礼崩乐坏、明王不兴时代背景下以"古"相尚的价值取向。由于孔子对"章甫"之冠的提倡及弟子对夫子的推崇,因此孔子卒后葬式才有"冠章甫之冠"之举,这既体现了"儒服"问题在当时的重要性,又表明它有鲜明的理想主义风格,不纯粹是"写实"的,因此就不宜用严格的礼书所载的葬式来要求。辨伪学者以礼书所记葬式指《孔子家语》所载非实,系出造作,流于刻板和机械。以"章甫"之冠为代表的"儒服"问题是儒家初起阶段的重要舆论话题,正是对这个话题的讨论,一方面促进了孔门群体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从形式上强化了儒家最初作为一个学派的"辨识度"。     

“仁者安仁”:儒家仁学源起与道德形上学建构——儒家仁学从孔子到董仲舒的哲学演进

在语源学意义上,"仁"与"夷风尚仁"、"夷俗仁"的夷人文化有涉。在仁学史上,孔子贡献之一在于将"仁"提升为位居诸德之上的上位概念,仁是"全德"。孔子仁学是"爱无等差"与"爱有等差"的辩证统一。孔子仁学亲切自然,排斥功利性。孔子"仁者安仁"命题的哲学意义极其重大,因为"仁者安仁"开始触及到了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仁者安仁"何以可能?孔子虽然对"仁者安仁"并未作全面而深入论证,但问题的首次提出比对该问题的证明同样具有哲学价值。在孔子之后,孟子接过思想"接力棒","即心言性"、"即天论性",从性命论、形式逻辑和生命经验三大向度证明"仁"为天之所"命",落实于人心为善端。仁义诸善端是先验的存有,与知识论无关。人人应当自觉以"四端"为性,实现生命内在超越。孟子仁学,从心性论高度证明"仁者安仁",儒家仁学哲学思辨性与逻辑严密性大大增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形上学初步建立。儒家仁学衍变至董仲舒思想,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在孟子以心性论仁基础上,董仲舒继而以"气"论仁。以气论仁之目的在于从本根论高度证明"恶"是否存在独立的来源?气有阴阳,阳气善阴气恶,显现在人心,表现为人性"有贪有仁"。人性之仁端源出于"气"这一运思路向与观点,有别于孟子将"天"定位为理论预设的逻辑架构,也破除了汉代诸多学者"性善情恶"思维定势,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形上学从此又出现一丝新气象。     

陶渊明与苏轼归田情怀之比较

本文从陶渊明与苏轼的生活环境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两人在面对仕与隐这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必须面对的人生命题时不同的态度,特别是在"归田"问题上两人不同的情怀.陶渊明与苏轼虽都在言"归"、写"归",但"归心"却迥然相异."归"之于陶渊明,是一种经过慎重考虑后的绝不动摇的人生选择,是回归心灵、回归自然、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是生命完成的方式;而"归"之于苏轼,是对复杂多变的人生的多种探索方式之一,"归"是解脱,也是挣扎和寻求,却终究不是其生命价值的终极实现方式.两人在"归田"问题上的不同情怀,也反映到他们各自的诗文创作中,特别是苏轼的和陶诗,呈现出与陶诗不同的风格和人生况味.     

论理雅各英译《论语》对儒家诚信之教的批评——以理雅各对“孺悲被拒”事件的理解为中心

受制于《圣经》诠释传统对诚信所作的意义规定,对于孔子"诈病"拒见孺悲一事,理雅各就圣人的诚信品格及儒家的诚信之教均予以质疑和批评。但另一方面,理雅各又以对基督教道德神学"内心保留理论"一定程度的认可为前提,对中国经学诠释传统以"谦辞"和"不屑之教"肯定"辞以疾"的行动,予以部分的理解和接受。作为一种他者视域的观照,理雅各对儒家诚信之教的批评,使我们得以突破中国经学诠释传统的崇圣性思维,开始思考诚信原则价值承诺的终极依据问题。     

先秦儒家生命伦理思想之特征论析

生命伦理指的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其在由生到死的生命过程所应当遵循践行的原则和观念。先秦时期,儒家哲学有着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特征。一是生命态度的多重性。先秦儒家既"尊生""贵生",强调人生命的重要;也承认生命必然会终结;然而,又不主张轻易放弃生命。二是道德生命的至上性。先秦儒家重视道德生命,将其置于自然生命之上,又以"仁""礼""义"等为原则,用道德生命对自然生命进行引导、教化、约束和限制,充分体现了道德生命的至高无上。三是自然生命的超越性。先秦儒家以功业、道德、留名来等精神生命的永恒实现对自然生命的超越。四是生命价值的提升性。先秦儒家认为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是一个由"内圣"到"外王"的实现过程,也是由己及人、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的提升过程。     

池田大作教育伦理思想的基础

<正>池田大作作为世界著名教育家,对教育事业极为重视,在教育活动中不断思考和总结,挖掘出了教育的向善性特质,认为只有善的教育才能真正创造价值,良好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其本质是为了生命的发展,要尊重     

试论孔子的“信”观念

"信"本是伦理道德范畴。《论语》中记载着孔子关于"信"的言论。透过"信"与"言"关系的分析,可揭示出"信"的语言学和本体论意义,以及具体表现在为人与为政两方面的社会政治意义。孔子关于"信"的思想至今仍有着不可抹杀的价值。     

孔子天命观研究

天命观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后世儒学有着深刻影响。孔子天命观的产生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吸取了殷商时期的天命神学思想,还与孔子所处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孔子的天命观可以分为"天""命"两个部分。"天"既指"自然之天",也指"意志之天";"命"既指生命、寿命的命,也指命运的命。孔子讲"知天命""畏天命",他相信天命但更注重人事即"天命在我",强调如何在"天"的指导下实现人自身的使命。     

"爱(与)(他)人"--重读孔子的"仁者爱人"

"爱人"是人们讨论"仁"这一重要概念的意义时所最常引用的孔子的说法.然而,"爱人"这一表述的意义其实并非如此一目了然.本文从分析"爱人"这一表述中"爱"的涵义开始,以期接近孔子的"仁者爱人"这一表述的意义.首先,"爱人"之"爱"被区别于带有强烈欲望色彩的"好".其次,本文分析了汉语中的"爱"与"惜"在意义上的内在联系.这些语义分析指向本文所欲阐明的基本论点,即孔子的"爱人"应该被理解为对于人--对于他人或者他者--的根本关切.本文进而又分析了作为伦理命令的"爱人"与成为伦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孔子的"爱人"与康德的"互爱",以及为什么孔子的仁能在宋明儒学思想家那里发展为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本文最后试图指出,仁的意义不在于与天地万物成为"一体",而在于看护一个始终让他人作为他人而存在的人我之"间".     

流亡体验中的文学发生——20世纪30年代女性作家萧红的小说写作

流亡(Exil)作为一个话语符号,它是人类个体或群体最悲惨的命运之一,处于一种生命断裂的状态。对于处在流亡生存体验中的流亡者而言,其终极目的即是寻求对自我的"认同",以便在隐喻的意义上获得一种"在家"的感觉。本文主要论述作家萧红的流亡及流亡在萧红小说中的体现。     

孔子的理论思想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早已超出国界,国际上也给予其很高的评价。孔子关于仁学的理论对我国及世界各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如孔子的"爱人""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受到中西方有识之士的赞许。研究孔子的"亲""仁"学理论,对正确认识孔子及其观点,弘扬并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其中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有重要作用。     

发展伦理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新模式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伴随着社会的进程,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人自身本是社会和自然的组成部分,又是整个发展过程的担当者和承载者,那么,人的发展问题必然是与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在共同进步中所探讨的现实性问题。在这里,始终强调发展过程中的作为主体的人的特殊性以及与自然界之间的互动性和协调性,认为发展伦理学的根本在于人类自身内在意识的觉醒和道德情怀的注入,在一定意义上使发展本身有了"实现人"的终极目标。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新模式的提出就是针对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将人内在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情怀以一种积极的伦理方式对此问题作出的尝试性解决。     

孔子的理智只是范畴的罗列吗？——以孔子的智慧观为视角

孔子的理智被黑格尔评价为枯燥的,像旧式的乌尔夫逻辑一样,单是范畴的罗列。我们以黑格尔所擅长的整体论法,选取孔子的智慧观为研究对象,旨在证明孔子的理智实质上也不乏系统性。最终,通过对孔子智慧的基本内容、追求智慧的态度、品质、途径和指导原则、施展才智的最佳途径、智慧的特质、智慧终极的社会现实目标以及个人智慧的最高境界的探讨,我们认为孔子的智慧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孔子的智慧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中国梦”的精神实质与马克思实践观的内在一致性

马克思实践观的根本旨归就是对人的"现实性终极关怀",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实践观的内在逻辑就是强调通过实践"改变世界",确立"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实践样式,追求"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蕴含立美之维的马克思实践观可以概括为"立美宜人"的实践观。体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理想的"中国梦"同样也是一个"立美宜人"的美的理想建构之路。"中国梦"的精神实质与马克思实践观的根本旨归和内在逻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