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前科消灭制度的多维根据

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虽然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但国外一些国家早已付诸实施。在当前崇尚和谐、以人为本的环境下,犯罪人出狱后的生活状态也应得到我们的重视和保护。首先对前科的定义作出明确界定,而后从法律上、学理上及刑事政策上探讨前科消灭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以期能为我国有条件地实行前科消灭制度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趋向于活性化和轻刑化,而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较小的轻微罪犯罪标签化却越发严重,构建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迫在眉睫。然而,前科报告制度、缺乏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设计及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阻碍着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因此,要构建完善的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要兼顾两方面：一是明晰轻微罪罪责轻实质、肯定前科消灭制度;二是从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主体条件、考察期、实质条件方面探索实体构建,并以轻微罪前科消灭申请、审批与撤销的程序设置为实体构建提供保障,以完善的前科报告及评价制度、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完善的犯罪人犯罪记录保护机制作为配套设计,以推动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落地生根。     

我国前科制度若干问题探微——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为视角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设计应遵循前科消灭制度的一般共性和未成年人特殊权益保护的精神。以此为基点,未成年人前科的概念应从广义的角度进行把握;前科消灭的范围不应做人为的限制;前科消灭的方式应将事前消灭与事后消灭相结合、自动消灭与裁判消灭相结合;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应具有绝对的效力。最后,《刑法》第100条应理解为部分前科报告制度,二者之间是彼此配合,不可缺失的关系。     

建构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之探析

前科制度在预防犯罪、防卫社会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对前科者产生的消极影响更不容忽视,这需要前科消灭制度来平衡和限制其负面作用。我国虽无这方面的明确立法规定,但在今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免除了未成年犯的前科报告义务,这意味着我国在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上已开始起步。当前,在比较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前科消灭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的意义及其建构

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引入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刑罚的教育和预防功能,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特殊保护原则。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性质是前科身份及其法律后果的消灭,我国应在适用对象、范围、实质条件以及程序方面率先进行立法建设。同时,司法机关及社会公众也应为该制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心理支撑。     

关于建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思考

本文由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提出的"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办法"试行方案谈起,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及司法经验,阐述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意义和依据,并就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构提出个人观点.     

确立"前科消灭"制度之研究

理性地审视一下我国现行的前科制度与实践呼唤“消灭前科”之要求两者之间的脱节 ,我们很可能无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下 ,“前科消灭”制度应有它的一席之地 ,这不仅在制度层面与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相适应 ,而且在功能层面上完全满足相应的社会要求 ,有利于预防犯罪 ,有利于对具有犯罪记录的人形成一种激励机制 ,鼓励其认真悔过 ,并能够顺利重返社会。     

污点“归零”的嬗变之道——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探构

本文讨论当前社会关注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问题,从立法模式设计、适用运行考量、配套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提出了一些具体构想。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研究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和再犯罪率都呈明显上升趋势,如何有效地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并使其成功回归社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西方许多国家设立了前科消灭制度,为未成年犯罪者的改过自新提供了宽松和谐的法律环境,这有效地预防了未成年犯罪者的再犯罪。笔者认为,立足国情,我们也应构建适合我国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探析

前科作为一项有罪记录,会使行为人丧失一定的民事或行政上的权利、资格,对未成年人而言,前科对其生活以及回归社会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和严重。因此,无论从从实现刑罚目的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保护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出发,我国均有必要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     

实证解析与理论思辩:前科消灭制度中国化的质疑及他向路径

前科消灭制度作为当下世界各国较为通行的刑罚执行后续措施,凭借良好的社会绩效尤其是对罪犯再社会化的促动,备受我国学界推崇并大量论证引入中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不可否认,前科消灭负载着"优良的血统",在许多国度亦成就斐然;另外也必须正视我国前科制度设计中的瑕疵,但这些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技术的调整、相关制度序列的优化来补缺.本质上说,大部分的所谓"缺陷"只能算作内部矛盾,是否必要"大动干戈"--立法上修改,是有疑问的.不仅有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之嫌,而且可能导致现有制度功能的大幅弱化,造成法律资源的闲置和立法意旨的虚幻.本文并无否认前科消灭优良内核之意,而是试图通过实证资料的解构加之理论层面的辨析,为中国语境提供另外一种可选择的路径.     

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与现代刑罚理念的变迁,构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已成必然趋势和理性选择。这不仅有利于避免犯罪标签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实体要件、程序要件、形式要件的构建与设计至关重要,它可以全面、客观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后续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也即封存是否等于消灭,立法并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议。对于如何处理封存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刑事政策及制度设计本身的目的出发,采取"两步走"的方法,以达到刑法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之目的。     

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研究

刑事污点制度对当事人尤其是未成年人不利的评判效应,对未成年人的发育成长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有违刑事处罚的目的,我国应当确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在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定的要件和程序。法定的要件包括一般要件和实质要件;法定程序包括申请、管辖和受理、审理和监督、裁定和送达等具体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具有消除犯罪记录、改变法律评价和免除前科报告等法律效力。     

监狱改造职能与前科消灭制度的契合

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是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随着监狱社会前科报告制度的某些缺陷。在监狱拓宽改造的社会化职能同时,要树立监狱有所作为的积极思想,要充分发挥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在前科消灭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并从实体和程序方面加以制度构建。     

积极刑法观下我国犯罪记录制度的梳理与完善——基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犯罪二分的视角

“犯罪记录”与“前科”的概念来源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前科报告制度,二者是评价对象与评价结论的关系。受积极刑法观的影响,轻(微)罪记录制度亟需变革。微罪是法定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轻罪与重罪的分界线应设定为5年有期徒刑。从立法与实践、犯罪学以及刑罚正当性的角度来看,消灭微罪和未成年人部分轻罪的前科是解决犯罪标签问题的最优解;考虑到成年与未成年犯罪人的差异,对成年人的部分轻罪记录予以封存并细化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的范围,可以更好地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保护。犯罪记录制度的完善要处理好与累犯制度的关系,并合理设计前科消灭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具体适用条件。     

论资格刑的完善

我国现行资格刑立法有违罪刑相适应,刑罚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和刑罚的功能目的,造成不同位阶甚至同一位阶的法律的某些内容相互冲突,导致资格刑在适用上不协调,执法上不统一.因此,增加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弹性,将驱逐出境刑分为终身驱逐出境和限期驱逐出境,增设资格刑减刑与前科消灭制度将有重大意义.     

论资格刑的完善

我国现行资格刑立法有违罪刑相适应,刑罚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和刑罚的功能目的,造成不同位阶甚至同一位阶的法律的某些内容相互冲突,导致资格刑在适用上不协调,执法上不统一。因此,增加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弹性,将驱逐出境刑分为终身驱逐出境和限期驱逐出境,增设资格刑减刑与前科消灭制度将有重大意义。     

积极刑法观视域下我国轻罪化的理论解构与规制路径

轻罪化已成为我国当前刑法罪名规制体系及司法适用的一种客观现实，这一现实是对积极刑法观的贯彻。积极刑法观以法益保护原则为前提，其与刑法谦抑性精神存在本质契合，其主张具有实质合理性。轻罪化趋势的出现蕴含着巨大的理论与制度价值，但其价值实现需要我国刑法规制与适用的多维度调试与转型，包括刑法规制体系的健全、前科消灭制度的增设、刑法适用的优化等。     

前科的非法定效应

不可否认,前科作为一项重要的刑法制度,其能够在现行刑法典中存在即必然有其自身的价值。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无限期地保留前科则会过犹不及,特别是其对有前科者的非法定效应影响重大,甚至超过前科的法定效应。